《水浒传》好汉忠义思想研究的素材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

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

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

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

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

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

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

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因为他在官。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内容提要：孔师孟祖述忠义，自列丹青从古今。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起义的英雄小说，，忠、义道德观始终贯穿在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之中，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却令人为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叹息万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梁山好汉为义相聚，为忠散亡，本文就《水浒传》的忠义观角度分析其思想主题。

关键词：忠义、招安、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一、 “忠义”释义 “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

“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

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内涵。

而“义”的含义却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而“聚义”则以“义”为号召联合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 二、《水浒传》的忠义 《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记述了一百零八条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

原名冠以忠义二字，而一群好汉聚义、起义、而后招安以求能为朝廷尽忠，显而易见，忠义道德观无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思想。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而纵观梁山的首领传承线索，从第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第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到第三任宋江的全忠全义，体现了忠义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三、《水浒传》忠义观的特点 1、《水浒传》的“忠”与“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

作品里“忠”和“义”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最能体现 “忠义”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

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2、《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

“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

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

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

“。

试析《水浒传》的忠义观

一、从历史时代背景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被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深地染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三十六人就是“广行忠义，殄不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1〕，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2〕。《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第二，明代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忠良屡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人们期待有一批寄托着自己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英雄们横空出世，来洗濯这污秽的世界。于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冲天，快意恩仇的绿林义气，构成了对好汉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己经由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悄然转变，而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便是《水浒传》。

二、人物的出场设置为全书奠定了忠义的基调有人曾经指出，最早的《水浒传》本子，应当只有晁盖、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开头就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两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场。《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对小说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说来也怪，《水浒传》最先登场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而是王进。这位王进在许多方面和林冲一致，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同样受到了高俅的迫害。但也没有落草为寇，既没反也没乱，而是“私走延安府”。为什么要去延安府？小说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用意完全一致。可见小说一开头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好汉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选择是避开当权奸佞，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效力，而不是起来反抗。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梁山，这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是鲁智深的故事。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林冲而不惜得最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与林冲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和对义气的崇拜，显然忠义观念成为小说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三、《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试析《水浒传》的忠义观

一、从历史时代背景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

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

《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被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深地染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

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三十六人就是“广行忠义，殄不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1〕，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2〕。

《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第二，明代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忠良屡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人们期待有一批寄托着自己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英雄们横空出世，来洗濯这污秽的世界。

于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冲天，快意恩仇的绿林义气，构成了对好汉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己经由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悄然转变，而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便是《水浒传》。 二、人物的出场设置为全书奠定了忠义的基调有人曾经指出，最早的《水浒传》本子，应当只有晁盖、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开头就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两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场。

《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对小说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说来也怪，《水浒传》最先登场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而是王进。这位王进在许多方面和林冲一致，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同样受到了高俅的迫害。

但也没有落草为寇，既没反也没乱，而是“私走延安府”。为什么要去延安府？小说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

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用意完全一致。可见小说一开头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好汉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选择是避开当权奸佞，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效力，而不是起来反抗。

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梁山，这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是鲁智深的故事。

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林冲而不惜得最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

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与林冲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和对义气的崇拜，显然忠义观念成为小说要表现的重要内容。

三、《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

“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水浒传论忠义

水浒传全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官逼民反（这里我有不同看法，稍后再说），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

水浒传中有两大思想，一个是忠，一个是义。 首先说这个忠，对于忠的解释虽然不少，但是大都差不多，忠：尽心尽力，赤诚无私。

忠无非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亲人的忠诚。看水浒传中，宋江落草为寇，最后又接受招安，勉强他是忠吧（这因为本人的主观原因），当然从这里开始，水浒传也走上了悲情的路线，没有了前面的痛快淋漓。

宋江的忠是忠于朝廷，忠于皇帝，是愚忠，但是这也是作者无法逾越的道德底线，“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正是如此了。

否则他肯定也就成了禁书，而且也没办法往下写了，难道要写梁山推翻了大宋吗？如果作者写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恐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真的要灭九族了。因此作者如此首尾，也是最好、最合理的结局了。

还有林冲的妻子对林冲的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是忠贞的忠。还有那个李逵，他对宋江的感情，我觉得超越了兄弟的感情，在《水浒传》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伯双献头 这一回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紧上，错做了事。

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你把去献与哥哥便了。” 我不得不说，这态度，的确够忠。

再说义，义：1、公正的、有利于社会大众的道理；2、旧指合乎论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今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3、符合正义或大众利益的；4、因拜认而成为亲属的；4、人造的。水浒传中，主要的义应该指的是前三个解释。

中一百零八位好汉为兄弟，可以赴汤蹈火，两肋插刀，这绝对是义；为人民除暴安良（这里打个问号吧），出生入死这也是义，可见，义字虽简单，分量却不小。 义字这一部分应该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部分，由义引出来的故事都是很值得人追捧的。

例如：在第七回合，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林冲；第二十八回合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也因此有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故事，宋江因为义字通风放走了晁盖等人，才有了水浒传后续情节的发展。而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也都是因为一个义字。

接下来我想发发牢骚。首先：是官逼民反的这个逼字，我不知道各位看官如何看待，反正我不觉得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人全部都是被逼上去的。

我觉得上梁山的人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被逼上梁山，卢俊义、林冲、武松，宋江嘛勉强算上吧，谁让这斯后来的所作所为我十分的厌恶！！！对了，还有杨志这可怜的家伙。

如果说，上面的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话，那么下面的人就是第二类，自己上梁山。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李逵等。

第三类，那是属于一些在江湖上能够求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些人。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儿，犯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只有到梁山。

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四十回，白龙庙劫法场救了宋江以后，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

这一大批人里面，有很多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有上梁山了。特别是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比如像杨雄、石秀，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孙立、孙新、顾大嫂，他们是为了解救解珍、解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也得上梁山去。

就是说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求生必要走上梁山的，这一类人既可以说是被逼上梁山，也可以说是自己上的梁山。 第四类，是梁山上最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原来是官，是属于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

这个类型主要是指原来是朝廷的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反而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四十回以后，写得是很多的。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花荣、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一些人，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了。 其次，我对梁山整体的看法，小说上都说108将是如何如何的亲如兄弟，为了别人赴汤蹈火的，反正我是不敢苟同。

不说别的，但说这个杨志跟晁盖一伙人之间的渊源，那真的剪不断，理还乱。晁盖劫了生辰纲，他们到舒坦了，可是杨志呢？因此差点上吊自杀！难道他心里没有怨恨？如果他没有，我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比忍者神龟还能忍！！！还有卢俊义和徐宁人，他们两个一个是员外一个是将军，而且跟朝廷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怎么得也比他梁山草寇强吧，可是就是因为梁山有所需要，就被那无耻的吴用阴谋阳谋一起用，给骗上了梁山，他们心里能甘？ 最后，谈谈梁山上这一群所谓的好汉吧。

好汉嘛，自然值得人尊敬了，但是这一群人中有几个能当得起好汉之名。先说这个王英，他在原著里就是个流氓。

看看原著对他的描写：“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这根本就是谋财害命嘛。而且王英上清风山做了草。

水浒传论忠义

水浒传全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官逼民反（这里我有不同看法，稍后再说），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

水浒传中有两大思想，一个是忠，一个是义。 首先说这个忠，对于忠的解释虽然不少，但是大都差不多，忠：尽心尽力，赤诚无私。

忠无非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亲人的忠诚。看水浒传中，宋江落草为寇，最后又接受招安，勉强他是忠吧（这因为本人的主观原因），当然从这里开始，水浒传也走上了悲情的路线，没有了前面的痛快淋漓。

宋江的忠是忠于朝廷，忠于皇帝，是愚忠，但是这也是作者无法逾越的道德底线，“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正是如此了。

否则他肯定也就成了禁书，而且也没办法往下写了，难道要写梁山推翻了大宋吗？如果作者写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恐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真的要灭九族了。因此作者如此首尾，也是最好、最合理的结局了。

还有林冲的妻子对林冲的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是忠贞的忠。还有那个李逵，他对宋江的感情，我觉得超越了兄弟的感情，在《水浒传》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伯双献头 这一回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紧上，错做了事。

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你把去献与哥哥便了。” 我不得不说，这态度，的确够忠。

再说义，义：1、公正的、有利于社会大众的道理；2、旧指合乎论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今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3、符合正义或大众利益的；4、因拜认而成为亲属的；4、人造的。水浒传中，主要的义应该指的是前三个解释。

中一百零八位好汉为兄弟，可以赴汤蹈火，两肋插刀，这绝对是义；为人民除暴安良（这里打个问号吧），出生入死这也是义，可见，义字虽简单，分量却不小。 义字这一部分应该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一部分，由义引出来的故事都是很值得人追捧的。

例如：在第七回合，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林冲；第二十八回合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也因此有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故事，宋江因为义字通风放走了晁盖等人，才有了水浒传后续情节的发展。而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也都是因为一个义字。

接下来我想发发牢骚。首先：是官逼民反的这个逼字，我不知道各位看官如何看待，反正我不觉得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人全部都是被逼上去的。

我觉得上梁山的人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被逼上梁山，卢俊义、林冲、武松，宋江嘛勉强算上吧，谁让这斯后来的所作所为我十分的厌恶！！！对了，还有杨志这可怜的家伙。

如果说，上面的人是被逼上梁山的话，那么下面的人就是第二类，自己上梁山。晁盖、吴用，阮氏三兄弟、李逵等。

第三类，那是属于一些在江湖上能够求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些人。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儿，犯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只有到梁山。

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四十回，白龙庙劫法场救了宋江以后，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

这一大批人里面，有很多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只有上梁山了。特别是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比如像杨雄、石秀，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孙立、孙新、顾大嫂，他们是为了解救解珍、解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也得上梁山去。

就是说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求生必要走上梁山的，这一类人既可以说是被逼上梁山，也可以说是自己上的梁山。 第四类，是梁山上最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原来是官，是属于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

这个类型主要是指原来是朝廷的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反而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四十回以后，写得是很多的。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花荣、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一些人，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了。 其次，我对梁山整体的看法，小说上都说108将是如何如何的亲如兄弟，为了别人赴汤蹈火的，反正我是不敢苟同。

不说别的，但说这个杨志跟晁盖一伙人之间的渊源，那真的剪不断，理还乱。晁盖劫了生辰纲，他们到舒坦了，可是杨志呢？因此差点上吊自杀！难道他心里没有怨恨？如果他没有，我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比忍者神龟还能忍！！！还有卢俊义和徐宁人，他们两个一个是员外一个是将军，而且跟朝廷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怎么得也比他梁山草寇强吧，可是就是因为梁山有所需要，就被那无耻的吴用阴谋阳谋一起用，给骗上了梁山，他们心里能甘？ 最后，谈谈梁山上这一群所谓的好汉吧。

好汉嘛，自然值得人尊敬了，但是这一群人中有几个能当得起好汉之名。先说这个王英，他在原著里就是个流氓。

看看原著对他的描写：“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这根本就是谋财害命嘛。而且王英上清风山做了草寇以后，色心极。

论文： 论《水浒》的非忠义

，却从高俅身上另做文章，应该说，这是十分反常的。

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看待《水浒》的作者，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去研读大量的史料，更不可能用正确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去分析综合这些史料，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水浒》中大写特写的高俅，恰好不具备杨戬那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阶级最本质的属性。

高俅的活动范围，始终只在东京城内外，不曾与农村发生联系；高俅发迹之后所做的几件坏事，如报复王进、陷害林冲、斥退杨志等，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完全是两码事。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 《水浒》之所以要塑造高俅这样一个典型，与所谓揭示“阶级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在讨论高俅形象的典型意义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两条有关高俅的笔记材料，它可以证明，《水浒》中的高俅故事，也并非小说家的凭空的杜撰。 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云：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 笔札颇工。

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 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 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 晋卿为枢密都承旨。

时佑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 庐待班解后，王云： “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

王云：“此样甚 新可爱。”晋卿言： “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

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 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前来，询曰： “汝亦解此技邪？”俅曰： “能之。”

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 ，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入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

逾月，王登 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 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

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 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

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 甚勤。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

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 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这条材料表明，高俅之死当在童贯、梁师成后，这就间接地证明，陈东在宣和七年未将高俅列入“六贼”之数，并不是一时的疏忽。 又据宋无名氏《靖康要录》卷七：“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寅缘幸会，致位使相，检校三公，不思竭力图报，乃敢自恃昵幸，无所忌惮。

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

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

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

《水浒》中的高俅故事，似即脱胎于此。但细细分析起来r二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在《挥麈后录》中，高俅深得苏东坡赏识，颇有点风流儒雅的味道；他的遭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固然出于偶然，却并非依靠奉迎钻营。

更要紧的是，显达以后，高俅始终不忘苏氏之思，且没有什么明显的劣迹。而据《靖康要录》，他发迹之后，占据军营以广私第，驱使军士以供私役，克扣军饷，勒索钱财。

而他所占募的军士，又多是“技艺工匠”。由于高俅的瘟剥，军士“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这就无异于驱军士与市民争食，直接危害了市民的利益，从而自然地成了一个受到市井艺人注意的人物。

到了《水浒》中，高俅被写成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他连一个正经的名字也没有，只因踢得好脚气毯，被人称为高球；“后来发迹，便将那气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姓高，名俅。”

从这名字的来历，不仅点出了高俅城市游民的阶级成分，也透露出作者对他的鄙薄与揶揄的态度。 将高俅从一个“笔札颇工”的“小吏”，改造为一个游民，这是《水浒》作者的世界观和生活体验起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了突出主题的需要。

在高俅身上，集中了那种寄生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华的城市里的游民无产者的种种劣根性：他“自小不成家业”，只好流落到东京开封府，城里城外，为人帮闲。凡要帮闲，就得有一套帮闲的本领。

高俅也不例外，他能“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由于他品质下劣，“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结果为人告发，被开封府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弄得“东京城人民都不容他在家食宿”。

高俅就是这样一个被市民阶级所厌恶、嫌弃的流氓无赖。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还不足以引起《水浒》作者的强烈反感。

因为在《水浒》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样沾染了游民习气的人，不但受到作者的原谅，甚至还被以欣赏同情的态度描写着。如史进，也是“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把家产弄得尽皆没了，只好剪径为生；又如燕青，则是一个标准的浪荡子弟，“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

但在《水浒》中，他们却都是硬铮铮的好汉。 问题就在于，象高俅这样一个不齿于市民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