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自我评价

1.陈寅恪的人物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

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

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陈寅恪传》）：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学家卞僧慧：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

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

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

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2.一篇关于陈寅恪的评论1000字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3.谁记得陈寅恪,知道的说下你们对他的评价

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

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4.如何评价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地位以及“自由之思想,独立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新中国建立后，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又阐述了自己对于学术研究“独立，自由”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毛公、刘公一纸证明书”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不学习政治……”，在文革中收到冲击，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去世.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从陈寅恪的1925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