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否可教范文

道德可教吗

——读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有感在教育理论界，关于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赞成者认为，道德就是“教”出来的，君不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五讲四美三热爱”，哪一个孩子不是背着它、唱着它而逐渐成长的。反对者则对此现象深感忧虑，因为道德口号的泛滥早已使幼小的孩童分不清哪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儿童所必须从小养成的道德行为和习惯，哪是成人世界才需追求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思想。

持这一观点的人甚至还认为，现今学校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和成人化，已使正常的道德教育失去了其应有的魅力，而说教式的道德模式及光教不练的口号式道德观念，亦使知情分离、意行割裂。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笔者也曾深感困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领域对青少年一代道德品质的培养也不可谓不重视，但遗憾的就是成效甚微。这里固然有社会的因素，如因追逐功利而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问题，但学校内唯知论的盛行，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严重脱离的现象则也是造成学生道德素养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固然不是靠学校老师“教”出来的，它应靠的是学生的内心体验和潜移默化的道德熏陶和影响；但中小学学生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学校，加之他们的身心均处在未定型的成长阶段，因而适当的引导及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道德教育显然还是必须的，所谓“寓教于乐、寓教于各科教学之中”即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原则之一。问题是如何使枯燥的道德教育不成为单纯的道德口号，以及又怎样使道德理念能有机地融入各科教学，而使其变成学生乐于接受、易于体验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这里的重要一环就是要彻底摒弃成人式的说教，转而把看似高深的道德理念转化为中小学生所喜闻乐见，且浅显易懂的生动范例。

正当人们在为上述这些显而易见而又明白无误的道理苦苦寻找实施的途径和改革的突破口时，一套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的书籍忽然展现眼前。如其中《开明国语课本》一套，近七十年前由叶圣陶先生主编的小学国语老课本，读之竟篇篇言简意赅、浅显易懂；尤其是丰子恺先生还为每篇课文都精心配画，其起到的亦是图文并茂、寓教于乐的作用。

而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为幼童们的思维创造了无限想象的空间。最令笔者感到赞赏的是，该书中的每篇课文并无一句口号式的大道理，同时也几乎找不到一句成人式的说教。

但平实无华、娓娓道来的或阐述道德风尚（如“欢迎新朋友”），或训练道德习惯（如“先生早”），或说明道德规范（如“坐下来吃饭”）的课文内容，却又几乎每篇都与孩子的日常生活有关，每课都与孩子的童年世界密切相联。诚如叶圣陶先生当年在编撰这套教科书时所云：“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这还不够。

小学生既然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还必须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叶先生不愧是一位教育大家，他深谙儿童的心理，那就是寓教于乐，寓教于儿童的生活。

叶先生的上述话语虽然讲的是关于知识的培养，但笔者以为道德的熏陶又何其不是如此。由此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道德应该是可“教”的，但关键是要教得得法、教得入味。

如今的一些教科书要么故弄玄虚、故作深奥；要么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远隔千里、隔靴搔痒。这套老课本，它留给我们的启示将不仅仅是教科书内容的编排问题，而整个的就是一个如何理解孩子、理解孩子的童年世界的大问题。

（吴遵民）。

道德是可教的？还是不可教的

喜欢苏格拉底，喜欢他那种淡定的意志；喜欢他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喜欢他牛虻式的精神；当然也喜欢他的那句“德行是不可教的”。

想起这句“德行是不可教的”，是在地震之后社会上漫天飞舞的道德批判的时候，觉得有些自己的想法不得不吐。对“德行是不可教的”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德行是道德和智慧的总称。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知识是可以通过教育的手段来传播的，但智慧是不能的。智慧显然是凌驾于知识之上，是个人通过对知识的思索形成的一种个人对社会的价值体系。

一个人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知识，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有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考量，显然每一个人通过思索达到知识升华的智慧都是不一致的，所以智慧显然是不能形成一种集体体系的，因此，没有个人能够站着所谓智慧的高度对个人进行教诲，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智慧上对自己的反思。同样道德是来自于社会伦理建构的社会对个人的一种非强制的规范，而这种规范显然也是由特定的知识体系演化而来，只是加入了时间的成分，所以道德是一种具有即时性的社会产物。对于个人而言，生命的短暂导致个人是没有办法站上道德的高地，因此同样也没有个人能够站着道德的高地对个人进行道德批判，同样唯一的例外是自己对自己的道德批判。

道德可教吗

“道德可教”立论的依据：道德是知识，知识可教道德也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道德就是知识或智慧。人只做自己认为善的事情，不会故意作恶。作恶是出于对善的无知，错把恶当作善。明知故犯是一种假象，其实作恶者并非真正知道自己在作恶。人知恶必不作恶，知善必行善。而且，在智慧的指导之下，人的一切努力和禀赋的结局都是幸福的。所以说，道德即知识。知识可教，故道德可教。

2. 对“道德可教”的质疑：没有专门的道德教师，能说道德是教出来的吗？不论是道德，还是其他知识，如果可“教”的话，就必定有与之相应的教师和学科。然而，道德作为一种知识，不同于天文学、哲学和数学知识，在天文学、哲学和数学知识上专家和外行有着天壤之别，专家可以成为外行的教师；在道德上，却不存在使一部分人成为专家而大多数老百姓不靠讲解或课本就弄不懂的东西。数学、天文学、医学知识显然可教，而且都有专业教师。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都是教授培养出来的。可是，一个人要想成为好人的话，却无处可寻专门教练，世上根本就没有专门教人成为好人的教练、教师或专家。国家或学校不可能委派专门的教员教大家学习道德。任命一些人专门去教别人勤勉、自制和勇敢，是非常荒谬的。

道德可教吗

——读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有感在教育理论界，关于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

（吴遵民）。

找辩论题美德可教不的资料.

正方提出一个观点，教的过程是长期的，是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等级的，而我们还要看传承，并且正方还提到了环境影响，指出，美德不是重在个人心灵的选择，也要看社会这一背景。美德是否就意味着一教就会，同时提出潜移默化不等于教；最后回到己方的标准（三个方面），认为还是要重在个人的修养。这一环节，虽然抓到了点，但给辩手一些小建议，正方二辩如果更有力度点的阐述会好些，反方二辩可以把语言组织得更流利些。

四轮盘问上，正方的例子孔融让梨、某个洗脚的广告、孔孟传承，基本上是按照其立论来拉战场，设计上也比较有思路，反方进攻方面基本上沿袭驳辩的思路，需要指出的是，反方的例子需要斟酌，听后的感觉不是杀人就是杀鸡，扶老奶奶过马路也势利化，所以显得说服力不强。辩手的表现上，我感觉当反方四辩发言之后，整场比赛在真正在状态，反方四辩带动了整个比赛的感觉，这是应该肯定的。

自由辩论方面大概有三个内容在打，一个是教与学，一个是社会氛围、老师作用和传承性，一个是个人与社会的主体争论。最后正方提出一个“个人归属感”问题，虽然有点令人眼前一亮，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这一个战场没有打深。正方三辩的形象思维是不错的，所以他的反应比较幽默，也给自由辩论带来一些亮点。

西方近现代教育思想直接渊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是以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等人的教育思想为标志的。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子承父业，以雕刻为生。以后，受智者派影响，致力于讲学，在各种场合与各种人辩论，探讨政治、社会和道德问题，以这种方式培养了一些学生，其中包括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虽长期从教，但既没有办过学校，也未写过任何著作。后人对其思想的了解和研究，主要依据他的学生（特别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他提出的“智德统一”理论。根据他的观点，人与宇宙万物一样，同是神的造物。所不同的是，神不仅创造了人的肉体，而且为人安排了灵魂。人的一切知识、智慧、道德都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都是灵魂的属性。因此，知识、智慧和道德具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行为之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有关的知识。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才能趋善避恶。从这种认识出发，苏格拉底明确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观点，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获得知识，发展智慧，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

在如何获得知识、形成美德的问题上，苏格拉底提出了“德行可教”的主张，认为知识的获得、美德的形成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在苏格拉底看来，知识、智慧、道德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内心，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认识自己，发现真理。个人认识自己，需要通过外界（或后天）—即教师的教育努力，才能帮助他消除一切错误与模糊的认识，唤醒他心中沉睡的正确意识，从而获得真理。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德即是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对先天禀赋的认识，美德是可教的。

为进一步论证“德行可教”的观点，苏格拉底还在实践中创立了著名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以表明美德的可教性在于方法的正确性。所谓“苏格拉底教学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作系统讲解，而是在与学生的对话、辩论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暗示或引导学生对讨论的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方法的运用包括三个步骤：1.讥讽。教师以无知的面目出现，通过巧妙的连续诘问，使学生意识到自己有观念的混乱与不确切，从而承认自己的无知。2.助产。教师给学生一些暗示，提一些启发思维的问题，帮助学生进行思考。3.定义。教师帮助学生从思考中归纳出结论，并作出定义。苏格拉底曾说，他自己虽然无知，但却能用辩论的方法帮助别人获得知识，正如他的母亲是助产士，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帮助别人生产一样。由于这个原因，“苏格拉底教学法”又被称作“产婆术”（或“助产术”）。

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进程中，苏格拉底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柏拉图，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关“美德即知识”的观点直接影响了近代教育性教学原则的提出，他的“产婆术”则是近代启发式教学法的萌芽

浅析由“美德是否可教”引发的思考

综上所述，美德可以传授给被教育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授过程的结束。

借助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育方法，美德教育应该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在美德具体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提出问题，使受教育者自觉发现自身理念中的误差；第二，在对话中，引导受教育者解决心中的疑惑，在反复的辩论中展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德知识；第三，在获得美德知识过程中，受教育者不断总结并反思，认识自己，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恰恰是这样一种教育方法对美德变得可教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促成了贴近自我的美德教授的环境，而且，在主动讨论的过程中，美德可教的实践性逐渐加强。

三、巩固美德教授效果的途径认知不等于接受，接受不等于践行。认知必须得到受教育者的理解、认同和接受，这是美德内化的基础性条件。

这就对美德知识的教授过程和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德知识教授的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重视知识灌输与教育者身教相结合。知识灌输就是用直接的方式教授美德，这种方法对学生品行的影响即使有，其数量也是少的，其程度也是轻微的。

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美德教育是美国的品性教育。品性教育认为，列给学生一些美德条目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这些条目并不是要求学生背诵，而是久而久之在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形成关于美德的印象。知识的传输大多是在课程中完成的，但这些课程多为隐性课程，即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这样不易引发逆反心理，可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比较突出的是，在美国，美德教育是与历史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历史教育来培养学生的爱国信念。因此另一种方式就是教育者的身教，即教师、家长等在日常生活中把美德知识以实践的方式解释出来并传递给学生、孩子，为接受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榜样示范，促进美德知识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第二，激发个人美德需求，培养美德情感。克服当代美德知识传授过程低效的状态，就要在教育中激发受教育者的美德需要，从他们最关心的美德知识出发，用易于接受的形式，使他们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

因为美德需要是德育的出发点和推动力。美德情感是指人们对美德现象和行为规范的内心评价和态度。

受教育者得到理性认识，而得不到生活中感性认知的支撑，缺乏相应的美德情感，一切美德知识就只停留在了口头上。如果一个人一旦有了美德需要及美德情感，就会形成自我觉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美德。

美德教育当前面临着全球化、生态危机、网络社会的挑战，因此激发美德需要，培养美德情感显得尤为重要。第三，美德的教授应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

“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同样，美德知识的教育也要而且必须通过社会生活发出力量才成为真正的美德教育。生活是美德生长的土壤。

一个人拥有美德的知识却没有在社会生活中运用，那么美德就无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要掌握美德知识，就应该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服务于社会生活。

通过生活的体验来理解社会的真实的美德要求。这样，不但可以检验习得知识的正确性，也可以促成自身道德规范的不断完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途径可以发挥美德知识教育效能的最大化。如继续扩大美德教育的宣传面；提供法律支持，使其制度化；营造一个良好的美德知识传授的人文环境，等等。

总的说来，美德作为知识是可以教授的。作为教育机构，应该大胆探索符合学生特点和世界潮流的美德教授方法，使学生们感到德育目标可亲、可信，明确具体，并将这种目标内化为自己的主动追求，美德的教授才会真正收到实效。

本质上来讲，教授美德知识是为了追求善的和谐的生活，通过教师的教导、榜样的影响、环境的熏陶、自身的努力以及社会的检验，这样的生活指日可待。

美德是否可教——论苏格拉底的德性教化

苏格拉底对美德可教性命题的探讨充满悖论，不同语境下的表达并不统一，其实质是对“美德”和“教”理解的分歧。

苏格拉底抛弃传统教授美德方式，采取另外一种“教”，即对自己的灵魂中的道德观念、道德概念进行省察。但是其囿于对德性概念的普遍本质的偏执追求，没有适当地区分德性的不同类别，以致无法适当地处理实践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苏格拉底美德命题遭遇批判。

无论直接道德教育还是间接道德教学都有其限度，只有对两种教的方式进行扬长避短的综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关键词：美德；德性教化；道德教学美德可教吗？这是道德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从古希腊开始，该问题一直是哲学家、教育家议论不绝的话题。从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赫尔巴特、叔本华、杜威、柯尔伯格等对该问题都有深入思考。

作为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经典命题，“美德可教”探讨美德的存在形式及其传达性，试图在道德领域寻求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但是该命题却经常被简单化理解，以致忽略美德与教的层次性及其真正内涵，遮蔽了原有的理性意蕴和价值追求。

“美德是否可教”，对于传统中国道德教育观来说，回答是毋庸置疑的。道德可教性是我国古代教育家的基本假定。

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个西方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道德命题，在中国文化语境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下提出“美德是否可教”的疑问，是基于现实道德教育的评价，是道德教育的现代性疑惑。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实效低下，道德娱乐主义、形式主义泛滥。人们对道德教育的责难背后，是“美德是否可教”问题的再现。

一、苏格拉底哲学命题中美德教育悖论（一）美德作为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美德教育问题是苏格拉底哲学命题的最终归结点。苏格拉底对于“美德是否可教”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上。

从逻辑上来看，“美德是否可教”的解答必须以“美德是不是知识”问题的解答为必要条件。这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与《美诺篇》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这两篇对话都以“美德是否可教”问题启篇，探讨的问题却都主要是美德何以可能作为知识。美诺是雅典贵族青年，向苏格拉底请教“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但是苏格拉底却给美诺提出一个任务，要他给出一个关于美德的完满定义，美诺却罗列出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小孩以及自由人的美德，等等。

苏格拉底反讽美诺，就好像问蜜蜂是什么，你却用一大窝各种各样的蜜蜂作为答案。“对于美德也是一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而要回答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人，最好着眼于这种共同本性。”

[1]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总是追问普遍概念，就是因为对方在回答“什么是美德”的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都在讲外在效应和属性，而非内在本质。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方法”乃是“寻找一般定义”，一般定义就是“知识”，“美德”与“知识”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乃是规范性与真理性统一，逻辑性与历史性统一，知识的特性乃是其真理性，把美德同知识等同起来，通过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确定性来推论出道德的普遍性与确定性，这表达了苏格拉底对美德本质的真切理解即善与真的统一。

但是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哲学命题，常被人们看做是一种悖论。因该命题自然延伸即是“无人自愿作恶”。

实际上，许多具有美德知识的人，仍然不愿意做善事。但是忽略了苏格拉底提出这一命题的理论背景，或者说理论意图。

该命题旨在反对的是古希腊智者的美德观念，试图建立一种理性主义道德哲学，改善人的灵魂，复兴城邦。苏格拉底所处的雅典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城邦奴隶制趋衰，传统伦理价值面临崩析。

智者们从自然欲望出发探讨美德的观念，腐化青年一代的心灵。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所有的感觉印象都是真的，而感觉是千变万化的，所以真理只是相对的。

古希腊智者持道德相对论。认为道德取决于个人，而没有绝对的标准，因此教人以德性，不是教人相信一个永恒不变的事物，而是教人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观念。

以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为主要代表的智者派，宣扬基于个人感觉、欲望的相对主义和情感主义的道德观，污染了公民的灵魂，在城邦中散播了错误的生活目的。苏格拉底尖锐批判智者为享乐主义与霸权主义辩护是雅典道德沦落和社会骚乱的理论根源。

但值得注意是，美德作为知识具有特殊性，这种知识来源于理性的省思而非外部世界或主观感觉，只有超越具体感官经验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整体的内在反省，到灵魂深处去洞察自己的自然本性才能获得美德观照。苏格拉底要求全体公民进行道德生活改造，寻找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

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命是追求美德的普遍定义，美德的知识即是对人的理念的知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就是“认识你自己”，通过追求知识、实践德性、确立坚实的道德价值而臻于善，这就是人生的真实意义和价值。（二）“美德可教”与“美德不可教”之误解德性可教是从美德即知识命题引申出来的。

苏格拉底宣称，“如果美德是知识，那么它是可教的，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