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南方朔的文章

南方朔：国民党内暗潮汹涌， 真正大斗争将开始 中评社香港4月20日电/政论家南方朔今天在香港媒体撰文说，台湾的政治走到今天，诚可谓百孔千疮。

最值得注意的乃是两个政党都混乱无比，纵无分裂的可能，但都难免内争不已的命运。俗语说：“有了这样的同志，还需要敌人吗？”这句话对两党都通用！ 对民进党而言，它背负着陈水扁贪腐的伤害，整个党的形象与士气皆告大跌。

在这样的时刻担当党主席本来就很难讨好，因此现任党主席蔡英文干得确实极为艰苦。问题在于陈水扁尽管弊案缠身，但他关在看守所里，对政治仍企图发号司令。

5月之后他羁押期满，可想而知必然全台各地串联，纵使成不了另一个党中央，但必然会成为一股威胁蔡英文的激进势力。民进党被陈水扁绑架，将使得蔡英文的党主席之路，很难平顺的走下去。

文章指出，民进党固然问题重重，但国民党却也一点都没有更好。马政府执政即将满一年，但平庸懦弱，只会作秀而不会做事，已使它的执政满意度恒在30%至40%左右徘徊，而不满意程度则长期超过50%，因此严格而言，马政府确实有着极大的信任危机。

但马团队的风格，一向是对敌人（民进党）懦弱谄媚，一切怪罪自己的同志，因而在执政周年、行情下跌的此刻，他们遂认为自己政绩不好，是党内同志掣肘，因而最近期间马英九兼国民党主席之事遂被闹得沸沸扬扬，所谓的“近马人士”也不断放话攻击这个、中伤那个，企图为兼党主席之事打造理由。由于吃相太难看，马英九遂于4月14日亲自会见现任党主席吴伯雄企图灭火。

但所有的人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吴伯雄脸色严肃铁青。表面上这宗权力斗争风波暂时停止，根据我所知，国民党内暗潮汹涌，真正的大斗争才正要开始，国民党的乱象到了6月初，可能即会陆续引爆。

如果斗争公开化，那将会是一场极为难看的党内“省籍斗争”！ 众所周知，马英九去年高票当选，当时即有许多人向他建议应兼党主席，力行政党责任政治。但他那时正耽于胜利的狂喜中，认为自己是超越政党、超越政府的“第二线”“全民总统”，自己无论怎么做，国民党都必须全力支持。

他这种蓝绿通吃的“全民总统”权力观念，在“行政院”人事任命，以及“考试监察委员”人选安排上，立即引发舆论公评和“立委”反弹；他的“第二线”论，也招致人们普遍挞伐。权谋性的蓝绿通吃，它违背了政党责任政治。

但在“近马人士”的诡辩里却认为反对他的就是“反改革”。他这种既要蓝色支持，又要讨好绿色独派的手法，结果是蓝色失望，绿色基于立场也不领情，蓝绿通吃的结果乃是蓝绿通失，这乃是它支持度迅速下滑，而且再也没有大幅反弹的关键。

马英九当年拒兼党主席，除了自认超越政党，可以蓝绿通吃外，还有另一重要考虑，当时有人劝他当主席，乃是他可以用党主席身分接见大陆官员。但他似乎认为自己当了“总统”，北京就必须让步，如果以党主席身分接见，就会被民进党抨击为“国共合作卖台”。

问题在于北京有北京的原则，当马不兼党主席，大陆官员即绝不可能与他会面。去年第二次所谓的“江陈会”在台北举行，据我所知，在马英九接见双方谈判代表时，即曾用尽一切关系力量，希望陈云林称他“马总统”，但被拒绝。

这也是那个场合5分钟不到即告解散的原因。不兼党主席，即不可能会见北京官员，两岸事务就必须透过别人放话传话，这也是马英九开始动念要兼党主席的关键。

文章指出，而真正促使马英九想兼党主席的最主要原因，乃是马政府上台周年，由于政绩平庸，最近两次“立委”补选，一次国民党败得难看，一次赢得难看，这都是马政府的危机信号。由于今年12月将有县市长选举，如果国民党再败，那么他的连任之路即将出现障碍。

这也是“近马人士”最近劝进之声开始扩大的原因。这些“近马人士”有一种诡辞：他们认为马政府声望下跌不是马政府无能，而是国民党不合作，只要兼了党主席，即可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改革”。

据我所知，所谓的“近马人士”一向有种奇怪的心态，他们总是轻视与敌视国民党自己的“立委”，一有责任就推给自己人承担，另方面则对绿色人士百般巴结。 为了制造兼党主席的气氛，最近这几天，“近马人士”放话不断，他们宣称兼主席后可以党政合一，力行“改革”；他们为了逼退吴伯雄，放话说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水准有问题；他们替吴伯雄安排海基会董事长的出路，遂又放话攻击现任董事长江丙坤。

这都是极为难看的吃相，这也是马英九不得不跳出来灭火，亲自会见吴伯雄，故意做出很肉麻的歌颂吴伯雄之词的原因了。问题是“近马人士”伤人之后又来安抚一番，这种安抚有效吗？ 根据了解，马英九兼党主席的原则已定。

根据日程表，6月中旬乃是党主席选举领表，7月投票，8月就职。估计6月初，“近马人士”将会发动另一波劝进造势。

问题在于这波造势，反而有可能引发新的对立冲突： 其一，马的权力之路，基本上一个个踩着别人而上升的。马的团队核心基本上是一群外省官僚，他们有外国学位，长期敌视台籍政客，这使得国民党高层的省籍矛盾严重得超过人们的想像。

据我所知，诸如吴伯雄、萧万长、王。

二、施叔青的生平经历

施叔青，台湾著名现代派女作家，台湾彰化人，1945年10月出生于鹿港。

十七岁以处女作《壁虎》登上文坛。1978年移居香港，香港艺术中心亚洲表演节目策划主任五年，现任亚洲节目策划顾问。

20世纪六十年代，高中生施叔青以短篇小说《壁虎》出道时，台湾文坛正劲吹现代主义风。她接受的文学启蒙和影响，让她一起步就踏在西方文学新思潮的跑道上，从此沿着现代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数十年奔波不息，硕果累累，几乎每部作品都与奖项有缘，堪称获奖专业户。

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施叔青长住香港，每年都往大陆跑，大江南北几乎印满了她的足迹。那时她的系列小说"香港的故事"正在两岸三地叫好叫座，头顶上的文学光环熠熠生辉。

之后，她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上的第一次长征--- 书写为香港百年立传的小说"香港三部曲"。完成了《她的名叫蝴蝶》和《遍山洋紫荆》第一、二部后，带着第三部《寂寞云园》的构思，离开住了17年的香港，迁居到台北。

2000年底又把家搬到纽约曼哈顿。施叔青在定居曼哈顿后，开始了文学创作上的第二次长征——为原乡台湾立传，撰写台湾三部曲。

第一部《行过洛津》，已经在2012年出版。台北著名文化、文学评论家南方朔称该书"走出'迁移文学'的第一步"，还说，"以施叔青来写'台湾三部曲'，几乎是当代作家的唯一人选。

"按计划，反映台湾日据时期的第二部在2013年完成。施叔青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这是她的一贯坚持和固执。

在台湾文坛，"施家三姐妹"是个声名响亮的品牌。她家女孩的名字原本都有一个"淑"字。

以文学评论著称的大姐"施淑"，本名施淑女，以"李昂"之名蜚声的妹妹，名曰"施淑端"，施叔青一登文坛，就有意将女性味十足的"淑"简化为"叔"。她认为，作家就是作家，不应有性别之分，将女性作家特别冠上"女"字，貌似尊重，实际含有性别歧视和暧昧，好像女作家为人称道的不是作品本身，而在一个"女"字上。

她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好作家都是中性的。后中年的施叔青，身上流露着浓厚的中国文人情采和风韵，完全得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深长熏陶。

很难想象，一个曾经叛逆、前卫并长期与西方打交道的现代女性，会变得如此中国。我突然想到了她曾对台北的一位访者说过的话："我姐姐说我是很中国的。

我因为常和先生在白人圈中应酬，常感觉自己代表中国，不知不觉就把中国扛在自己肩上。"。

三、好色的哈姆雷特 平装本怎么样

本书属于风月杂谈一类的文化随笔。

共计十一篇，如，（1）脱掉大衣的吉吉（2）画春宫的女人们（3）巴黎春梦三十页（4）镜子？堶惘扣笑诨]5）爱你就打你屁股（6）吊起身子提起腿（7）小房子？埵n藏娇（8）黄段子和小册子（9）好色的哈姆雷特（10）让我穿上你的衣（11）大的到底好不好。内容分别涉及了西方文化史和艺术史上与色情有关的若干话题，旁征博引，文体另类，不是色情史，也非性文化考，难以归类。

虽然主题都是下半身，但作者的谈论方式不仅上半身式，而且贵族，需要的时候，还极为学院。但文笔轻松有趣，引人思考，获得港台以及中国大陆若干知名作家或文化评论者的好评。

如董桥、南方朔、杨照、郝誉翔、冯光远、林行止、梁文道、刘绍铭、毛尖、陆谷孙等。

四、高棉族的越南高棉族

越南西南地区25省市有高棉民族居住，现有130万高棉族同胞，绝大部分都信仰南宗佛教，建有453间寺庙及有逾9000名僧尼参与修行。

在高棉人居住的地区，越语和高棉语为通用语言。越南高棉人生活在土地肥沃的湄公河平原区，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水果、饲养畜禽，而在海边生活的高棉人则从事捕鱼或养殖业。

在两场抵抗外侵的战争中，高棉族同胞对民族解放斗争、国家统一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2年壬辰春节前，越南南方电力总公司完成了优先向越南南方朔庄省1800户高棉族家庭提供电力的建设供电线路项目。

这是“向主要是高棉族居住的朔庄与茶荣等两省还未能享用电力的家庭提供电力”项目的一部分。越南南方电力总公司力争在2012年4月中旬高棉族过新年（Chol Chnam Thmay） 之前完成全部项目，确保向一万多户高棉族家庭提供电力。

“向主要是高棉族居住的朔庄与茶荣等两省还未能享用电力的家庭提供电力”项目从2011 年至2012 年期间在朔庄省展开。项目正式启动后，已完成设计工作量的 50% 。

按计划，该项目将向朔庄省的一个城市以及九个县的85个乡、镇的20388 户家庭提供电力，投资总额为3054亿越南盾；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出资总额占85% ，相当于2596亿越南盾，越南南方电力总公司投资总额占15%，相当于458亿越南盾。 。

五、谁知道戴绿帽子是由何得来的

起源于古代教坊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规定服饰就必须是绿色的头巾。

好象朱元璋对这有明确规定。 在郎英所著《七类修稿》中有这样的记述：“……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比郎英稍晚的何孟春在《馀冬序录》中也写道：“教访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 南方朔《笑话反映恐惧》更全面： 「绿头巾」、「绿帽子」、「戴绿帽」，自明清以来，都用以指那个妻子出轨的丈夫。这种称呼不仅散见於小说里，更是庶民用语之一。

除此之外，有关「戴绿帽子」的笑话也颇不少。 当代学者鲍威尔（Chris Powell）及林斯泰德（Steve Linstead）在《社会里的幽默-抗拒和控制》论文集里指出过，许多笑话它真实的意义乃是在於反映恐惧，藉以加强和重塑道德的边界，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

根据他们的理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社会有关「戴绿帽子」的笑话极多，所反映的即是对妻子红杏出墙的恐惧症。因此，这类笑话遂具有社会警戒与社会控制的作用。

因此，「绿头巾」的称呼应起於明代，明代的乐户乃是一种半妓半伶的低贱职业，规定她们只能戴绿色的头巾，因而「绿头巾」遂成了低贱的娼妓式记号。 老婆养汉，当然也就相当於这种戴了「绿头巾」的行业。

不过，将「绿头巾」认为起源於明代，其实并不十分正确。因为，早在元朝的至元五年，就已规定「娼妓穿著紫皂衫子，戴角冠儿。

娼妓之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明代的所为显然继承了元制。 不过，若对中国古代的服装、颜色，以及身分阶级的区隔稍加研究，则可发现到元朝的「绿头巾」并非向壁虚构而来。

在更早的时代，「巾」和「绿」就一直是低贱者的专利。 以「巾」而论，它虽起源甚早，但直到东汉，它都是平民或贱民们的专属冠饰，由「巾」并发展出类似的冠饰，如汉代的「帻」、唐代的「è头」等。

清代翟灏在《通俗编》卷十二里指出，远在春秋时代，「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 足见「绿头巾」之早。

汉代有了由「巾」变过来的「帻」。唐代颜师古在注解《汉书》（东方朔传）里所提到的「绿帻」时，亦曰：「绿帻，贱人之服也。

」 因此，东汉以前，士大夫阶级所戴的乃是「冠」，而「巾」只能用於平民或贱民，当时的「绿头巾」就已是娼妓之家的专属。 义大利近代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曾经对西方的色彩系统做过研究，认为每个时代虽然用同样的颜色字词，但这些字词所指的颜色却不可能一样；意思就是说，古代的绿和近代的绿不可能相同。

这种情况在中国亦然，以前所谓的「绿」指的大概是帛布的自然绿，它可能是一种青青寡寡，被水漂白过，有点营养不足的绿色，难怪它会成为贱民阶级专用的颜色。 汉代的奴仆阶级被称为「苍头」，原因即在於他们所戴的「巾」也是这种绿色。

这种情况在欧洲亦然。 中古时的蓝色和今天不同，那是一种苔藓式的颜色、修道院的石质墙壁即这种颜色，因而近代遂称为「修道士蓝」。

因此，「绿」在中国古代的颜色评等上，乃是最低级的颜色。 在唐代，官吏有袍，品级最低者也是「绿」色。

唐代白居易的（怀微之）有诗句曰：「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可以为证。

也正因为「绿头巾」为低贱之装束，唐代李封在当延陵令时，遂「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定日数」。 基於以上之论证，已可看出「绿头巾」长期以来，即一直是贱民隶卒或仆庶者流所使用的装束。

正因如此，它到了元朝开始，遂日益成为娼妓之家男子们之装束。将妻有淫行者称为「绿头巾」、「绿帽子」或「戴绿帽子」，乃是这种服色传统一脉相承之后的终极结果。

「绿头巾」和「绿帽子」，也因此而从一种服装？A记号语言，升格成日常用语。 回答者：hepingniandai - 经理 四级 1-18 14:01 -- 绿帽子的由来 唐朝一淫荡女子在家偷汉，不料丈夫突然回家。

荡妇情急中将*夫藏于床底。 丈夫见淫妻神色有异，心中生疑，环目四顾。

淫妻心虚，假言田头秧苗缺水，要丈夫立即下地浇灌，以支走亲夫。由于害怕亲夫看见床底露出之*夫衣角，便借口外面日头毒辣，将半个西瓜皮扣于亲夫头上充当遮阳草帽，以蒙住亲夫眼睛。

丈夫出门逢人叹息曰："今日倒霉，被老婆戴了绿帽子了。 "知情者无不掩口窃笑。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46汉公主不讳私夫条：武帝姊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主欲使偃见帝，乃献长门园地，帝喜，过主家。

主亲引偃出，偃奏：“馆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谒。”帝大欢乐，呼为主人翁。

董偃十三岁入府受训练，大概就叫“童养男”吧。 不过董偃有一项特大优点，“温柔爱人”，这种先天性格加上后天培养出来的面首特点，颇得当时一些趋炎附势之辈喜爱，甚至有人为他献计献策。

其实武帝早就知道馆陶公主有宠，这时候才说我想看看这里的“主人翁”，公主顺势带出董偃，董偃也知趣，带顶绿帽子，这也是今天“绿帽子”词的由来。 既然被赐予"主人翁"之号，于是他便在皇上面前以此自称。

俨然一家之主般，逗的武帝大乐，宠幸有加。 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

后来东方朔向武帝柬举，比董偃为淫首，武帝遂减少与。

六、为什么叫戴绿帽子

起源于古代教坊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规定服饰就必须是绿色的头巾.好象朱元璋对这有明确规定.

在郎英所著《七类修稿》中有这样的记述：“……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比郎英稍晚的何孟春在《馀冬序录》中也写道：“教访司伶人制，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南方朔《笑话反映恐惧》更全面：

「绿头巾」、「绿帽子」、「戴绿帽」，自明清以来，都用以指那个妻子出轨的丈夫。这种称呼不仅散见於小说里，更是庶民用语之一。除此之外，有关「戴绿帽子」的笑话也颇不少。

当代学者鲍威尔（Chris Powell）及林斯泰德（Steve Linstead）在《社会里的幽默-抗拒和控制》论文集里指出过，许多笑话它真实的意义乃是在於反映恐惧，藉以加强和重塑道德的边界，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根据他们的理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社会有关「戴绿帽子」的笑话极多，所反映的即是对妻子红杏出墙的恐惧症。因此，这类笑话遂具有社会警戒与社会控制的作用。

因此，「绿头巾」的称呼应起於明代，明代的乐户乃是一种半妓半伶的低贱职业，规定她们只能戴绿色的头巾，因而「绿头巾」遂成了低贱的娼妓式记号。老婆养汉，当然也就相当於这种戴了「绿头巾」的行业。

不过，将「绿头巾」认为起源於明代，其实并不十分正确。因为，早在元朝的至元五年，就已规定「娼妓穿著紫皂衫子，戴角冠儿。娼妓之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明代的所为显然继承了元制。

不过，若对中国古代的服装、颜色，以及身分阶级的区隔稍加研究，则可发现到元朝的「绿头巾」并非向壁虚构而来。在更早的时代，「巾」和「绿」就一直是低贱者的专利。

以「巾」而论，它虽起源甚早，但直到东汉，它都是平民或贱民们的专属冠饰，由「巾」并发展出类似的冠饰，如汉代的「帻」、唐代的「è头」等。清代翟灏在《通俗编》卷十二里指出，远在春秋时代，「有货妻女求食者，绿巾裹头，以别贵贱」。足见「绿头巾」之早。汉代有了由「巾」变过来的「帻」。唐代颜师古在注解《汉书》（东方朔传）里所提到的「绿帻」时，亦曰：「绿帻，贱人之服也。」

因此，东汉以前，士大夫阶级所戴的乃是「冠」，而「巾」只能用於平民或贱民，当时的「绿头巾」就已是娼妓之家的专属。义大利近代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曾经对西方的色彩系统做过研究，认为每个时代虽然用同样的颜色字词，但这些字词所指的颜色却不可能一样；意思就是说，古代的绿和近代的绿不可能相同。

这种情况在中国亦然，以前所谓的「绿」指的大概是帛布的自然绿，它可能是一种青青寡寡，被水漂白过，有点营养不足的绿色，难怪它会成为贱民阶级专用的颜色。汉代的奴仆阶级被称为「苍头」，原因即在於他们所戴的「巾」也是这种绿色。这种情况在欧洲亦然。

中古时的蓝色和今天不同，那是一种苔藓式的颜色、修道院的石质墙壁即这种颜色，因而近代遂称为「修道士蓝」。

因此，「绿」在中国古代的颜色评等上，乃是最低级的颜色。在唐代，官吏有袍，品级最低者也是「绿」色。唐代白居易的（怀微之）有诗句曰：「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可以为证。

也正因为「绿头巾」为低贱之装束，唐代李封在当延陵令时，遂「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定日数」。

基於以上之论证，已可看出「绿头巾」长期以来，即一直是贱民隶卒或仆庶者流所使用的装束。正因如此，它到了元朝开始，遂日益成为娼妓之家男子们之装束。将妻有淫行者称为「绿头巾」、「绿帽子」或「戴绿帽子」，乃是这种服色传统一脉相承之后的终极结果。「绿头巾」和「绿帽子」，也因此而从一种服装旳记号语言，升格成日常用语。

红花需要绿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