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问谁有王梵志的生平

王梵志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其诗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不为世人所知。唐代的王维曾写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自注是“梵志体”，可见王诗的新奇风格在其身后不久曾引起诗坛的注意。北宋以后，由于其诗集失传，人们大概就只能读到零星篇目了。到了清代编纂《全唐诗》，更是一篇未收，以致于一般人对王梵志越来越陌生。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真正优秀的作品也是不会湮灭的。王梵志的这首诗和他的另外一首《城外土馒头》（“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就被浓缩在南宋诗人范成大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中：“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锸携壶似醉刘。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范石湖集》卷二十八）后来，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曹雪芹更借妙玉之口说自从汉、晋、五代、唐、宋以来，就只有范成大这首七律的颔联是好诗（“限”作“槛”），并创造出“铁槛寺”和“馒头庵”这两处所在，可见王梵志诗影响的深远。

二、王梵志诗的艺术特征

王梵志的诗歌以说理为主，重视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某些诗篇具有讽刺世态人情的积极意义，如："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诗的风格浅显平易而时带诙趣，往往寓生活哲理于嘲戏谐谑之中，寄嘻笑怒骂于琐事常谈之内，开创了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宣扬封建伦理和佛家教义，内容浅薄，格调不高。

王梵志这些诗，虽然多数好像一眼望去也是大白话，和武训的口号差不多，但仔细一品，就大不一样了。王梵志的诗中有深意，有辛辣的讽刺，绝对不能当一般俚俗之作来看。比如王梵志有一诗深刻地揭示了当时贫富的差别，看这首诗写富家人的生活：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横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

牛羊共成群，满圈豢肥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

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

三、王梵志 <<吾富有钱时>>内容

吾富有钱时

王梵志

●吾富有钱时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

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

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

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

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

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

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

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

王梵志是唐初的一位白话诗人。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乍读起来，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经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一个个笑脸相迎，象白鸽那样盘旋在你的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形容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不期而至的意思：“貌哨”，指脸色难看；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说的是：当我偶然陷入贫穷之时，你们的脸色为何变得这样的难看，要知道人在最穷的时候，也可能会有极富的机会。他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看看来时的报应吧！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王梵志诗受佛教影响的表现

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我国，一开始主要是翻译各类佛经佛典。到了东晋时期，佛教开始逐渐渗入文学，影响中国诗歌。时至南朝，由于君主的笃信，士大夫的信仰，寺院广修，佛事频繁，形成了彬彬大盛的局面，并且佛教信仰的阶层由士大夫贵族推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佛教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影响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强大洪流。隋唐时，佛教更是兴盛，翻译研究佛经、创立中国佛教流派、僧人往来传教与习佛，但同时，唐代统治者也敏锐的意识到，佛教兴盛带来负面的隐患：一方面，佛教拥有自己的法律和田产，国家不得干涉，再者僧侣们免交赋税，享有国家累累俸禄，客观上增加了普通民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南朝君主如梁武帝父子、陈代诸帝笃信佛教，专心茹素念佛而不以政事为要，致使政权旁落，国家大乱。因而唐时采取了新的佛教政策，引而导之使佛教成为辅助统治的工具，将佛教关于三世轮回、业报、天堂地域等思想普遍传播，来育化民众，驯化民心，以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

在唐代这样的佛教背景下，诞生了化俗诗僧——王梵志。他接受佛教从内容到形式的种种影响，并在托钵化缘奔走乡村野店之时，将佛教义理化及于民。关于王梵志的身世、生活年代、甚至是否确有其人等问题曾经争议颇多。一是因为有关他的历史文献记载有限，二是在清人彭定求等编辑的《全唐诗》中未录王梵志诗的片言只字，但《宋史异文志》中却著录《王梵志诗集》一卷。但20世纪初，敦煌石窟打开，王梵志诗集原卷重见天日，这位化俗诗僧重归唐代诗坛。

纵观王梵志诗，诗歌所带有的佛教烙印以及受佛教影响而具有的特立独行的异美是显而易见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集原序》中写到：“但以佛教道法，无我苦空，知先薄之福缘，悉后微之因果。撰修劝善，诫罪非违，目录虽则数条，制诗三百余首。直言时事，不浪虚谈。王梵志之贵文，习丁郭之要义。不守经典，皆陈俗语。”序言清晰地提示出梵志诗“直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即通俗质朴的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宣扬“佛教道法”以“苦空”“福缘”“因果”等佛教教义来“劝善诫罪”的诗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