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

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

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

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1]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著有《韩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编辑

困苦童年

韩愈肖像 [3]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

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

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

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

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

 [4]  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5]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

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6]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

是年，韩愈在长安落第，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

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得到他的帮助。

韩愈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6]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

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

 [7]  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

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

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

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7] 

两入幕府

韩愈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7]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

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

 [7]  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

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8]  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

 [7]  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9]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

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7]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

 [7]  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

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7]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

 [7]  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

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

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7]  [10]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7] 

韩愈像 [11]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

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7] [12]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7]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7]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7]  [13]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

 [7]  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

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7]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7]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

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7]  ， [14]  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

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7]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

 [15]  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

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

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7]  [16]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

 [17] 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

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

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关于《韩愈神道碑》所载关于韩愈此段建议平淮西之事，存疑，暂置于此）。

 [18]  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

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

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19]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

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

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20]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

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21] 

谏迎佛骨

韩愈听颖师弹琴 [22]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

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

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23]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

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

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

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7]  [24]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

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

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

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25]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7]  [26]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27]  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

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28-29]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

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

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

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

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

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全身像 [30]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

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

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

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

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31-33]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

 [7]  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34]  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35]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

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

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

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

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36-37]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 [38]  。

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39]  。

 [40]  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7]  [41]  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1] 

主要成就

编辑

文学

韩文

主词条：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

韩愈石刻像[42]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

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时人有“韩文”之誉。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

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43]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

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

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

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

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

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

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44]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

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

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44]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

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

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

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

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44] 

韩愈的《师说》一文。

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44]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

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

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

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

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

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44]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

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

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44]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

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

《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

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44] 

韩愈像 [45]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

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

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

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

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44]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

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

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

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

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

姚范以为“他人无此”。

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2]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

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

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

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

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

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44]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

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44]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

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

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

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

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44]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

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

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

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

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

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

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

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44]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

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44]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

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44]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44]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46]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

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46]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

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

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 “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46]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

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

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

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

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46]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

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

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44] 

教育

韩愈交谈图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又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47-48]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

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

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49]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

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50]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

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