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故里在哪？当然在宜昌秭归，这是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

但如今，这一常识遭到挑战。

但是 知名屈原研究专家、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黄灵庚教授认为，还没有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西峡是屈原故里 。

长期研究屈原和楚辞的谭家斌向记者出示了大量有关屈原生于秭归乐平里的资料，并对西峡的相关说法进行了回应。

他说，屈原作品 《九歌·东君》在秭归有出土文物“太阳人”佐证；屈原《离骚》述及植物28种，乐平里竟然存在15种之多；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明确肯定屈原诞生于秭归乐平里；唐代归州刺史王茂元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在城东五里首建屈原祠，作《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称屈原“秭归人也”；乐平里有史籍记载至今尚存的屈原古遗址。

楚国国都数次迁徙，但国都名依旧是“丹阳”，对于屈原时期的楚国国都“丹阳”，根据古籍以及当今考古发掘资料，可以明确屈原时期的楚国国都“丹阳”在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秭归至枝江一带）。

1、颖容《春秋传例》：“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

”；《史记集解》引徐广：“（丹阳）在南郡枝江县。

”；《续汉书·郡国志》：“枝江，侯国，本罗国，有丹阳聚。

”此说起源于东汉，时代颇早；《山海经·海内南经》：“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

”；郦道元：“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丹阳城，⋯⋯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

2、姬瑕（公元前？-公元前1002年），即周昭王，中国周朝第四代王。

亦是楚国第四代王熊绎时期。

昭王十九年，他亲自统帅六师军队南攻楚国，全军覆没，昭王死于汉水。

说明此时楚国国都已经迁徙至汉水以南的秭归至枝江一带，所以周昭王反复涉汉水攻楚国，周昭王后来溺死于汉江。

而南阳淅川在汉水北，根本就不是楚都。

且丹江水库中的龙城古城址，已出土的楚文物年代最早不过春秋中期，所以丹淅说还未能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只能说明是个楚国城池而已。

《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左传·僖公四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此外，昭王南征在金文中也有许多反映，如周昭王时铜器“京师畯尊”铭文：“王涉汉伐楚⋯⋯”李学勤先生介绍该器时指出：“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

”文献记载熊绎曾在成王时受封，则周昭王时正当熊绎之孙辈前后，从《楚居》看此时仍居于夷屯。

由此可以推断，夷屯是位于汉水以南的，这是对“南系说”的支持。

李家浩先生就认为“夷屯读为夷陵”，“在宜昌东”，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

3、《楚居》中熊渠至熊仪所居的发渐、旁屽、乔多，这些地名不见于文献记载。

可喜的是，2012 年6 月枝江白洋镇万福垴遗址出土一批窖藏铜器，含11 件编钟和1 件鼎，其中1 件编钟上刻有铭文，内容十分重要：“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

从编钟铭文来看，楚季献钟的“公”当即为楚公。

楚公器物出土于枝江，表明枝江与该楚公时期的中心区域有关。

在2012 年8 月17 日举行的“ 宜昌万福垴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参与此次出土文物鉴定的学者认为编钟时代“属于西周中晚期”。

李学勤先生在《试谈楚季编钟（待刊稿）》中指出其时代属于“周厉王前后”，并认为编钟铭文的“楚季很可能便是季”，“万福垴遗址不会是鄀，也不会是若敖以下所居的焚（蚡）、宵（销）等地，颇有可能是乔多或近于乔多”。

这个分析是精当的。

由前文分析可知，若敖时楚都开始迁离秭归、枝江一带，向雎漳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发展。

由楚季编钟看，乔多最可能是在枝江，可以推断《楚居》中发渐、旁屽的地望，也与乔多属于同一个区域范围，应在秭归至枝江一带。

总之，文献中的早期楚都“丹阳”，内涵相当于《楚居》中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一组地名。

其大体的迁徙过程是：京宗在雎漳上游的荆山一带，夷屯在宜昌一带，发渐、旁屽、乔多在秭归至枝江一带，鄀、焚、宵则位于雎漳水与汉水之间的平原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