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叛逆的女性”是指：卓文君、王昭君、聂莹

在二十年代中期,郭就写了《三个叛逆的女性》,已经写了《卓文君》和《王昭君》,郭一直想写《蔡文姬》,由于阴差阳错没有写出来,就写了一部《聂莹》。

也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计划写蔡文姬，未果。

三十六年后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郭沫若在广州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完成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

四月八日至二十日，《羊城晚报》予以连载。

这事立即在文化界、学术界荡起阵阵涟漪。

许多人不解其中之意：为什么36年后郭沫若还要写《蔡文姬》？

三十多年前是什么缘故促使郭沫若要写《蔡文姬》呢？郭沫若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

那时的郭沫若是愤于南宋理学家朱熹之流对蔡文姬的人品的诽谤攻击（朱熹称蔡文姬“失身陷胡而不能死节”），而且，自朱熹后的七百多年来，这种诽谤攻击不绝如缕。

因此，郭沫若觉得有必要站出来“替蔡文姬辩护”。

于是他根据《胡笳十八拍》，认定蔡文姬同胡人结合“是没有爱情”的。

正是从这点出发，试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塑造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即符合《胡笳十八拍》所揭示的历史真实的蔡文姬。

她不应是一个哀怨的人物，而“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一个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式的人物。

显然，原来作家是把对爱情自由的追求，作为全剧的主旨的，这同《王昭君》、《卓文君》中反封建的个性解放思想是一致的。

那么，三十多年后，郭沫若要写《蔡文姬》的想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还得从五九年初说起。

有次，当郭沫若徜徉在南国明媚的早春阳光之下，徘徊在广州花市那“金桔满街春满市，牡丹含艳桂含香”的气象之中，开启了具体构思剧本的思绪，他意识到：自已虽然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塑造一个萦绕心头三十多年的形象，但这三十多年来沧海人生的变化，与对人生的观察和体味，却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质言之，此刻作家脑海里这个剧本，必须直面眼前的社会现实，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这是历史剧创作的一个主要动机。

因而，郭沫若清楚地意识到：1959年的蔡文姬决不能再以三十多年前的“三不从”（“在家不必从父，出嫁不必从夫，夫死不必从子”）叛逆女性的面目出现于世了。

郭沫若很明白，《后汉书.董祀妻传》等典籍记载得十分清楚：蔡文姬是曹操以金壁从匈奴赎还的，并且以后还将蔡文姬派以了重用：默写乃父蔡邕所收资料四百余篇，为以后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于是，一个歌颂曹操的文治武功、歌颂曹操的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建设的时代的主题便在郭沫若心中明朗起来。

因而，在新史剧《蔡文姬》里，郭沫若是把文姬当作被曹操拯救了的“一个典型”来塑造的，力图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来表现曹操的业绩，表现曹操的时代，表现曹操时代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心路里程。

所以，三十多年前反封建的个性解放的创作思想改变了，没有“爱情的结合”的因素全然不见了。

在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逃难中的蔡文姬正处于走投无路之际，为南匈奴左贤王搭救，终于结为夫妻。

文姬深得左贤王恩爱，生下一男一女，建立了美满家庭。

时隔十二年，汉匈和好，曹操正在广罗人才，力修文治。

他看中了蔡文姬的文才，要她回来参与《续汉书》的撰述，派人以重金赎回。

如此，文姬归汉的理由便是充分和高尚的了。

同时，通过史剧剧情的具体展现，也表现了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蔡文姬一类的别子离夫（妇）的爱国知识分子“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崇高的思想境界。

剧作家郭沫若就有如同蔡文姬一样的生活经历和磨难，只是所处时代不同罢了。

难怪他这样说过：“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