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空山灵雨》弁言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

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

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在睡着时，偶得趾离过爱，引领我到回忆之乡，过那游离的日子，更不得不随醒随记。

积时累日，成此小册。

以其杂沓纷纭，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

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落华生

走在尘世的两极 ——《空山灵雨》的佛教精神与人间情怀

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许地山这样表现出如此矛盾和分化的两极倾向，在其散文作品《空山灵雨》（以下简称《空》）中，作者一方面真诚地礼赞死亡与寂灭，另一方面又热切地歌唱生命与爱情，从而形成奇异而独特的两极情境。

一 两极情境：“生本不乐”和“爱流汐涨”

“生本不乐”几乎是笼罩全书的暗影。

《弁言》中作者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

“紧接其后的“开卷歌声”《心有事》又直接吐露悲苦难抑的心绪，从而给《空山灵雨》定下了低沉的基调。

总览全书，“生本不乐”有几个不同角度和层面的表现。

当作者把眼光投注于社会，投注于现实人生时，“生本不乐”是世间的不平，社会的苦难，是“屡遭变难，四方流离”的个人身世，作者着力表现的人在自然、命运压迫下的种种悲剧。

如首篇《蝉》，寒蝉被雨水浇落地面，又面临着被蚂蚁、野鸟吞噬的命运。

《梨花》中梨花任人摇落，任雨打风吹，不知何处是归属。

这些正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压力下不能保护自我、主宰自我的生存境况的反射。

由此出发，作者进一步把从现实中所感到的种种痛苦提升到人类生存的整体层面。

衰老、疾病和死亡是人类自身的最大局限，是人类无法超越的普遍而永恒的苦难。

美国现代诗人鲁滨逊说：“如果今后没有什么来世，／如果我们不过是尘泥，／而这是众所周知——活着有何意义。”正是因为洞见了生命的深渊，许地山陷入了一种彻底的虚无。

企求生命延续、永恒是人类最本能最强烈的愿望，因此生命的逼迫感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深刻的痛苦和最根本的忧患。

在人类的声音中，我们听惯了对生命的歌唱，对死亡的诅咒，许地山却热切赞美死亡的快乐，这种反常之音正是“生本不乐”的必然延伸和发展。

许地山一面走在弃绝生命，向往极乐的孤峰尖上，一面却在红尘俗世的“花香雾气”中沉迷不起，《空》的另一部分作品表现出与“生本不乐”绝然不同的另一种境界：爱的境界。

这种爱突出地表现为夫妻情爱。

《空》中1／4的作品出现了妻子的形象或影象，沈从文曾称其为“妻子文学”。

这部分“妻子文学”我们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写夫妻之间充满禅机理趣的对话，在“香烟缭绕”的清谈中，广泛流布着夫妻间志趣相投、融融泄泄的唱随之乐。

第二类可视为作者日常生活的实录意思淡到几乎没有，但是在花香袭人，春风骀荡中洋溢着热爱生活和创造幸福的诗意。

在这类作品中，红尘有爱的主题表现得最充分，平平凡凡的俗世人生经由作者之笔实现了情堪入画的审美超越。

在第三类作品中，夫妻情爱通过死别的剧痛和悼亡的哀伤加以表现。

对亡妻的痛苦思念直接促成了《空》的诞生，甚至可以说，整部《空》都是悼亡之作。

跳出“生本不乐”、寂灭为乐的阴影，我们在这部分“妻子文学”中看到了作者对尘世的热爱和眷恋，对人生的执著和肯定，当作者让灵魂在极乐的孤峰尖上飘浮时，他的脚步却真真切切地留在红尘世间。

二 两极背后：佛教精神与人间情怀

《空》的两极现象折射出许地山精神世界的丰富复杂。

在许地山的精神格局中，有一极是佛教。

在诗集《落花生舌》中作者悼念亡妻说：“你本是一个优婆夷，所以你的涅盘是堪以赞美”，从这行诗句可以知道林氏是一个受持五戒的佛教女信徒对于相知相爱的夫妻来说，诚笃礼佛的一方无疑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在许地山身上，这种影响刻骨铭心，相伴一生。

许地山一生三次赴佛教起源地印度研究梵文和佛学，实地考察佛教圣地与古迹，被当代学者称为“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

其作品里饱含佛教元素便是很自然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好些佛理早已成为他的潜意识了，这些不待外加的佛教因子决定了他作品的宗教化主调情绪。

《空山灵雨》中便有近一半的篇目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色彩既表现为对佛教语汇、意象和题材的使用，更表现为佛教精神的融会贯通。

许地山对人生意义的回答——“生本不乐”便是佛教思想“人生即苦”的换言说法。

在佛教看来，人间世界是茫茫苦海，世间一切生命毫无安乐，只有痛苦。

这种教义无疑能激起悲观落魄中人的深深共鸣。

无论是外来的人世变难、命运流离，还是内在的感情痛苦、精神逼迫，许地山都把它归之于“生本不乐”，归之于必然，自觉自愿地将佛教作为自己灵魂的逃路。

因此，《空》中四处回响着“生本不乐”的叹息，“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

佛教的全部教义可以归结为一个“苦”字，而佛教全部教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教给人们对世间苦难的解脱之道。

面对人类生存的最大障碍，佛家的解答是对生死的双重否定：灭绝自我，超脱生死，达到虚空死寂的涅盘界。

许地山对“生本不乐”的最终解脱便是佛教的解脱之道。

人生究竟是空，世界全然幻相，既然生命从虚无中来，那么就让它又回到虚无中去。

《空》中悲观厌世，消极虚无的思想完全同于佛教“灭绝自我，超脱生死”的涅盘之说。

但是佛教精神并不是《空山灵雨》的全部，其间“妻子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人情美，人性美越过了佛家教义的框定，是一种与传统的佛教精神相去甚远的人间情怀，是许地山精神格局的另一极。

在《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中，许地山说：“旧日宗教，重死后的果报，其实宗教正为生前的受用。

宗教不注重生活，就失去其最高价值。”这是典型中国式的宗教态度，着眼生活，注重实用。

所以尽管他与佛教之间有着多重因缘，终生爱佛教浸泡，却并未身心皈依，成为道地的宗教信徒，“我佛弟子”，而是能始终保持一个普通人正常的世俗乐趣，人间情怀。

这种人间情怀既是中国世俗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前所言，信佛奉佛、好佛学佛的家庭环境给了许地山深长的佛教儒染，但是家庭给予许地山的影响还有非宗教的另一面。

这一点在《落花生》中表现得相当充分，文中父亲借落花生所作的教诲，成为许地山立世的基本原则：“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他的几个作品都以笔名“落花生”行世，足见他对该文的重视。

这种“落花生主义”表现出许地山思想深处的平民意识及尚实、朴素、进取的人生态度，与其佛教精神大相径庭，这种反作用力终使许地山从避世厌世的宗教偏狭中回过头来，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经历人生。

当他关注世间苦难，探求人生究竟时，他能与佛教的出世思想达到同一，而当他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时，对于生命、生活又表现出强烈的眷恋和喜爱。

也许越是对整个人生悲观的人，就越会留恋珍惜现在的生活，这本来就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两个方面。

这样，《空》中“妻子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另一极景观——“爱”的景观就不难得到解释了。

在“爱”中，我们看到的是许地山心灵的另一方面：一个浅吟低唱，儿女情长的文人，一个表现出真实人性和人情的文人，这组作品也因之独立成一道夺目的情爱风景，从“生本不乐”的高寒阴冷中分离出来，散发出漫暖的人间烟火气息。

佛教对人生的否决，佛家对人生的正视，就这样重合在许地山身上，铸造出一种混合复杂的人生观，一种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尖上的人生境界。

传统佛教的出世精神使许地山悲叹“生本不乐”，表示要弃绝生命，求寂赴空；中国人的世俗情怀则使他表现出与离尘出世相违背的对现世人生的执著和肯定。

所以佛教思想与世俗乐趣、人间情怀的矛盾，成为贯穿《空山灵雨》的基本线索，这种矛盾形象地展示了许地山心中情爱与信仰、人性与佛性和共处和冲突。

作者如钟摆一样不停地摆动在出世和入世、生的热爱和死的歌唱这两极之间，从而使整部《空山灵雨》一分为二，呈现出“东边日出西边雨”的两重景观，带给读者寒流和热浪的两极体验。

我想，人生问题是谁也无法解答的，明智的方法是用“奥姆剃刀”法则把无法解答的先剃掉，然后在镜花水月的虚无中重建真实的实在，灵异的贡献正在于强烈地否定虚无，虽然是用了扭曲真实这一不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