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寂寥、童话般华丽的封建王朝，对于今天的东亚人，这个伟大的帝国投下的背影与梦想值得我们去追忆与品味；总之：第一帝国无愧于“强汉”、“隆汉”与“雄汉”等诸多盛誉；

威震寰宇、煌煌盛大的汉帝国受到后世东方文明的推崇与景仰，从下面的贴图我们可以发现今学家笔下的汉代史观。

汉帝国（约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东亚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帝国。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称帝，国号汉，建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

公元25年，皇族刘秀重建汉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汉代共历24帝，四百零六年，在世界历史上：汉帝国以国力强大、对 外 扩 张、持久的强盛统一而称誉世界，其疆域“东抵太平洋、西到帕米尔高原、奥克苏斯，南包整个印度支那、北及安加拉河，中西伯利亚”；帝国孝武皇帝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国家。

一个壮阔的王朝背影给我们后世留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敬仰与尊崇，伴随强大帝国而生的伟大帝王是值得我们去撩发“思幽古之情”的，刘彻就是这样的“天之娇子”，是他还让我们日渐倾颓的大和民族在迷失中依然保留着一丝高贵与雄健，是他还让大和民族可以去触摸一个伟大的帝国的背影，是他还让我们贫瘠的血管里流淌着“血 性与勇武”....

日本人眼中的汉朝和汉武帝

“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当强大的大汉帝国坍塌于国内强大割据力量的争斗时，一个伟大的时代结束了，古代国度中的光荣与梦想结束了，当“匈奴刘氏贵族”崛起于代北时，“华夷之辩”的魔咒在凛冽的朔风中开启，这些与汉武帝有点关系的草原雄鹰似乎也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汉武帝”似的诠释：征服、再征服！

赛贤斋主人曰：帝国兴盛万国朝，

华夏运昌多英豪。

自强方能臣强寇，

神州复兴靠吾曹。

汉武帝“内兴制度，外事四夷”，为千古名帝。

人多习知其雄材大略、多欲奢费、残酷无情的一方面，孰不知，武帝虽尊为皇帝，在威严冷面的背后，也有着一颗生动活泼、多情善感的心。

他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表现在政事上，也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上。

《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

’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武帝学诗、读诗、品诗、作诗，一方面乃制度兴作，一方面则舒志怡情。

“诗”之与武帝，可谓关系深厚焉。

一

景帝之世，黄老思想、刑名之学在政治上仍占主流。

但是，对于太子刘彻，却酝酿着改变，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

此当即为武帝师之证。

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

据钱穆先生讲，在西汉前中期，存在两个学术中心，一为河间为中心的经术中心，一为以淮南为中心的辞赋中心，“词赋之学，近源吴梁，远溯齐楚，以南人之巫风，泽海国之仙思，其学亦东方齐鲁之支流与裔”(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3-84页)。

而据《汉书》，文帝子梁孝王也喜文辞诗赋，身边有邹阳、枚乘、严忌子诸人，皆文辞之士，梁国诗赋亦盛。

梁、楚乃长安与胶东国间要道，胶东近于此辞赋中心，可以试想，武帝与胶东国关系或极密切，受其文化熏陶也是理应必然，史称武帝“好文辞，向儒术”，信然(《史记·封禅书》)。

《诗》，是儒家《五经》之一，为儒学元典，不仅蕴含着儒家重要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兴、观、群、怨”。

武帝自幼受教于《诗》学大家，其思想受儒家影响极深也是当然，武帝一朝，立明堂，建封禅，行郊祀，改正朔，莫不因于此。

一方面，武帝甫即位，王臧即上书宿卫，武帝以王臧为郞中令，以其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并征申公，欲进行政治改革，但因窦太后反对而暂时失败(见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虽然如此，但建元元年“罢申、商、韩非、苏秦、张仪”诏以及征贤良文学对策则是实行了的。

是故，中国政治思想至武帝时为之一变，使儒学思想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与武帝自小学《诗》、受诗教、向儒学有很大的关系。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班固述武帝之功，其一即为“作礼乐”(《汉书·武帝纪“班固赞曰”》)。

礼乐乃儒家之重要内容，也是儒学参与政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赋、颂”则为其表现形式。

史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礼乐作为政治制度在汉武帝时树立起来，诗赋为之一盛。

郊庙歌辞“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乐府诗集》卷一)诗赋缘饰政治，非武帝之提倡而不能为，果真为武帝之功。

武帝自己说：“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武帝征和二年)兴礼乐，建郊庙之歌颂，亦可为武帝自信精神之表征。

是故武帝受诗教，对其政治思想是影响到了的。

二

武帝爱诗，故亲近诗赋之士，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改易。

武帝即位之初，就集文学赋士于周边，与之游历，从而在皇宫内形成内朝。

试看武帝朝亲幸者：司马相如自不待言，乃汉赋大家；严助“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书·严助传》)；朱买臣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汉书·朱买臣传》)；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汉书·终军传》)；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汉书·外戚传》)；至于枚乘，“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犹高。

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乃得其孽子(枚)皋”（《汉书·枚乘传》）；枚皋“为赋颂，好嫚戏”（《汉书·枚皋传》），以是大为贵幸。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赋家，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儿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庄葱奇赋十一篇。

内朝官中多有赋家者。

文学辞赋之士形成中朝之后，成为武帝亲幸的政治势力，“上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汉书·严助传》)。

武帝依靠诗赋之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自己的抱负和思想得以伸展，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更，那就是，中朝的建立，使得中央决策操纵于皇帝之手，决策机关内移到内宫，而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廷，只成为政策的执行机关。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大变局，奠定了前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朝制度的产生，固然有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作用，但，武帝因与诗赋的亲近关系，群集诗赋之士，俾之咨询、掌故、决策，无疑直接促进了它的形成。

武帝爱诗赋，固非附庸风雅，武帝常读诗，而且识诗，“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汉书·司马相如传》)枚皋“上书北阙，自言枚乘之子。

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

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汉书·枚皋传》)。

可见，武帝对诗赋有较好的鉴赏能力，能判断诗赋的高下。

不仅如此，他对诗也有极强的感知力，李延年尝“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上叹息曰：‘善。

世岂有此人乎？’”(《汉书·外戚传》)司马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能与诗赋的境界如此感同身受，其文学造诣自不待言，庶几可称之为文学家了。

三

作为“文学家“的汉武帝，不仅止于读诗、识诗和品诗，还乐于诗赋创作的实践。

检乎《汉书·武帝纪》及他传，则可知武帝游历之处，皆有歌赋以纪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秋，马生渥洼水中。

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幸缑氏，遂至东莱。

夏四月，还祠泰山。

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正道絁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汉书·沟洫志》)

“(元封二年)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

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

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

’作《芝房之歌》。

“(元封五年)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

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

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

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作《交门之歌》。

司马相如临终遗书，谏封禅，“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试哉。

’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

遂作颂曰：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

圣王之事，兢兢翼翼。

故曰于兴必虑衰，安必思危。

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汉书·司马相如传》)

武帝诗自来受诗论家所重，后人有“壮丽鸿奇”之论（徐祯卿《谈艺录》）。

武帝不仅自作歌颂，每经事还命随从作赋祝之，颇有君臣民相和之意。

枚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汉书·枚皋传》)。

“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汉书·枚皋传》)武帝告祝天地，纪新颂奇，充满了盛世的豪气和喜气，其抱负之恢宏及壮怀之广大，毕显于其歌赋之中。

诗言志。

武帝之诗赋，固然有汉赋铺张藻饰、踵事增华、恢阔广大之特色，但亦有舒其心曲的一面，“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

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

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乐府诗集》卷八三“杂歌谣辞”序)尤其是在武帝晚境，颇有悲凉之意。

李夫人故后，武帝思之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

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汉书·外戚传》)武帝之为武帝，虽他一生制度兴作堪称英雄人物，虽他一生向慕为仙，但终亦为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他对李夫人的思悼，对李夫人的情感，虽后人多情骚客、风流才子，不过如此。

明人王世贞言此诗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盖情之所至，终能感动于人。

据《汉武故事》，又曾作《秋风辞》，诗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虽勇武一生，开疆拓士，扬大汉威名于异域，然而民生亦涂炭，后宫也不安。

自己求仙不得，终老有期，回首往昔，焉不有英雄之叹。

沈德潜以为此诗可称“《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古诗源》卷二）可谓评中肯綮。

然而，武帝之天真、率情也在于此，贵为天子，不以假面目示人，敢坦心怀于臣下，剖露内心情感于世人，后世帝王去之也甚远。

古来帝王作诗者亦多矣，引世人评述者也不在少数。

余也不敏，学史之余，发微索隐，试述汉武帝及诗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及武帝内心情感之关系因果，博方家学者一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