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诗的发展 论文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

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

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

——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

——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

2. 文学史题目,高手进

1唐代文人的特点在 中 国封 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乃是无数儒生寒窗苦读的主要目的。

一些有宏图大志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想当宰相。尤其是唐初以来，由于出过不少较干练的所谓“布衣卿相”，当时一般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想当宰相的就更多。

隋唐 统 治 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除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为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出路，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

他们生长在有为的时代，置身于能动的地位，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从政需求，即使遭受阻力，也无碍于他们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去奋力追求既定的目标。“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将进酒）的响亮呼声，正充分表达了他们极汲于用世的坚强信念。

这跟六朝世族文人的耻谈国事，寒门士子的缄口难言相比，无疑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唐代 文 人 的热切于从政，也是宋以后人所不可比拟的。

诚然，宋以后的文人多数仍出身于中小地主，由科举进身的大门同样为他们敞开着，甚且录取的面比唐人更宽，当官后的棒禄更为优厚。从表面看，他们在仕途上的境遇或许还胜过了唐人，但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便是时代条件起了变化。

北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转人下坡，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内优外患的煎迫，朋党相争的加剧，专制主义的强化，思想禁锢的繁密，而且愈到后来愈形严重。

这一切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给他们的政治活动投上阴影。在这种情形下，虽有一部分正直、勇敢的士人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事政治革新，更多的人却不由自主地由“兼济”转向“独善”，由社会遁人书斋，以空谈性理之学为修身治国之本，至于“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日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

这样的人仕从政，实际上只剩下一个躯壳，而丢失了它的灵魂。相形之下，唐人置身于门阀统治和专制统治前后两重压制的间隙时期，能以上升、变革的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凭借，可谓得天独厚。

他们的主体意识在政治活动领域得以高度发扬，决非出于偶然。从政 的追 求，促成了唐代文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

“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以“材足以动俗，智足以济时”（《上绛州上官司马书》）自负，杨炯有“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的述志，卢照邻著《五悲文》感慨不遇，骆宾王参与徐敬业讨武则天的军事活动。继起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屡次上书论事和从军出征，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被誉为“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卢藏用（陈氏别传》）。

盛唐诗人中，这种精神更为高扬。史称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岑参任谏官时也“频上封章，指述权位”（杜确《岑嘉州集序》），并以“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行军二首》之二）的诗句自嘲。

李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在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和杜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承丈二十二韵）的抱负，更是人们熟知的。即使是一些不以政治功业心见称于世的诗人如王维、孟浩然，在那个时代精神感召之下，也都有过“忘身辞凤网，报国取龙庭”（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垂相》）的向往。

这样一种普遍的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发而为歌吟，就产生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理想精神、英雄性格与浪漫气息，形成那种明朗、高亢、奔放、激越的时代之音、阳刚之美。从政 的 追 求，还养成唐代文人对事务的关心。

在他们功业自许的怀抱中，除包含一己的功名利禄外，也常富于“拯物济世”的精神。寒士阶层由于本身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生活境遇的困顿，有可能稍稍接近普通的人民群众，较真切地了解风俗民情。

加以他们正处在封建制度自我更新的特殊历史阶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旧的矛盾趋于缓解，新的矛盾尚未严重到不可调和，这也使他们比较敢于正视现实，致力于揭露和抨击社会的弊病。唐代文人这种关心事务的作风，同样在他们的诗歌作品里得到明晰的反映。

体察民虞、讽喻时政，象一根红线贯穿于唐诗发展的全过程。尤其进人唐中叶社会变乱、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从杜甫、元结到元和前后的一批诗人，更是有意识地将笔触伸向病态社会的不同角落，对朝政、边患、强藩、内乱、宦官、朋党以及吏治、司法、赋役、工商、礼教、婚姻各类社会题材，都作了比较深人的开掘和揭示，在诗歌史上亦属罕见。

比之六朝文人诗作大多拘限于玄言、山水、宫体以及宋以后诗中日益风行的炫弄才学、翻造文字、模拟求似的习气，其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更是高出一筹。早在 李 唐 王朝开基创业伊始，那产生山水田园诗人的归田隐逸之风就已经开始了它的滥筋。

初唐诗人王。

3. 李白咏侠诗对后世的影响

侠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关于侠的定义，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侠大约产生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时期，少数拥有武力的人受雇于某个人或集团，以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因而《韩非子 五蠹》说："侠以武犯禁"，这也是现存文献中关于"侠"这一名称的最早记载.侠拥有强大的武力，必然经常触犯国家的法律，对正常的统治秩序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统治者对侠客们是引以为忌的.随着春秋战国乱世的结束，侠也渐渐地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到了汉初，社会上侠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但当时侠的活动与以前已有所不同，著名的大侠如朱家，剧孟，郭解等都发展成为隐隐与国家政权对抗的地方豪强势力，《史记 游侠列传》："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这种地方武装必然对封建统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胁，所以汉武帝大一统之后，对豪侠势力坚决打击，之后真正的侠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然而侠客们仗义疏财，重诺轻生，追求独立自由人格的精神与文人士大夫宣泄抑郁不平之气，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鸣，侠及侠的精神在后世文人笔下得到了礼赞.汉魏六朝时期，侠开始进入了诗歌领域，游侠成为乐府诗的重要主题，由此产生了大量歌咏侠客及侠行的咏侠诗，到了唐代咏侠诗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汪聚应先生全面搜集整理了《全唐诗》，唐人史料，笔记和传奇小说中的咏侠诗，得出唐人的咏侠诗有四百多首.[ 1 ]特别是盛唐时期，几乎每一位盛唐诗人都有咏侠诗作，其中以李白最为突出，他"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少任侠，曾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是一位充满侠气的诗人，本文拟从内容和思想两个方面来谈谈李白的咏侠诗，并进而探讨李白咏侠诗的特点. 一，李白咏侠诗的主要内容 李白的诗作中反映游侠生活，歌颂侠义精神以及抒发个人侠义情怀的咏侠诗将近二十首，主要是乐府诗，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歌咏古代知名侠士 李白一生以侠客自诩，许多古代的知名侠士一直是他歌咏的对象.他渴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靠自己的侠行建功立业，名垂后世.如《侠客行》就歌颂了候嬴，朱亥两位侠士的义举，"将炙啖朱亥，持觞劝候嬴"，[ 2 ]诗人一直渴望能够像他们一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候，朱两人在诗人笔下更是光耀千古.《结袜子》赞扬了侠士高渐离和专诸，歌颂了他们"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在众多古代侠士中，李白最推崇的是鲁仲连，在《古风》第十首中，诗人盛赞了这位战国时期著名的侠士：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 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鲁仲连这种立功而却赏，不因"千金赠"动心的高尚品质和"顾向平原笑"这种平交王候的心态深深打动着诗人，"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是以鲁仲连为自己努力的对象的，他希望自己能够像鲁仲连那样在建功立业之后悄然隐退，不事王侯.这类咏侠诗都是诗人对古代侠士们的直接赞美，它们深深地寄托了诗人的任侠情怀.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古代侠士们的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的向往和追求，他深切地渴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通过自己的侠行壮举来建功立业. （二）肯定侠士的个人复仇行为 侠客行为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复仇，侠在最初就是受雇于别人以自己的武力为雇主复仇的.自古以来，对复仇行为就有一定程度上的肯定，"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3 ](P138)到了唐代，任侠精神再度高涨，侠行侠风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尚武好勇的气息，复仇行为也为社会所肯定，甚至法律对个人的复仇行为还有较为宽容的一面，[ 4 ](P76)在李白的咏侠诗中也有肯定个人复仇行为的作品，如《秦女休行》就描写了一个女子"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的故事，虽然这位女子因杀人而触犯了法律，但最终还是"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以个人武力强行复仇而触犯法律结果被赦免，可见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是对个人复仇行为的肯定与赞扬."何惭聂政姐，万古共惊嗟"诗人用当年刺客聂政的姐姐作对比，用惊叹的笔调写出了自己对这位复仇女子的深深敬佩.《东海有勇妇》描写了一位为夫报仇的女子，"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该女子"十步两跳跃，三呼一交兵"杀掉了仇人，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被处决，相反"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惊风俗，流芳播沧瀛"，这位勇敢的妇女因此而流芳千古. （三）描写游侠生活，赞颂侠义精神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侠意识空前活跃的时代.当时社会上游侠活动盛行，而且游侠的范围也更广了，那些"东郊斗鸡"，"南皮射雉"（陈子良《游侠篇》）的公子王孙和无赖恶少被人们同真正的侠士混为一谈了.[ 5 ](P52)李白的咏侠诗中有很多就是描写这类游侠的生活，赞颂他们的侠义精神的.如《白马篇》描写了一位武艺高强，"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的侠士，他能"弓催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4. 自考新手上路,想自考山东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

我是一名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自考毕业生，我以前读过中专，成教后来退了学。

我从不厌学。是因为那种地方环境太差。

里面舞弊现象严重、弄虚作假者比比皆是。教师不像教师，学生不像学生。

乌烟瘴气。所以我选择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只花了两年半就取得了专科（基础科段）、本科文凭。自学考试一年四次，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第一次报名在当地自考办，我是汉阳的，所以在汉阳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报名。以后在网上报名，我在交通银行办了张交行卡。

考试时，要带准考证和身份证。考试书籍最好到二手书店买，不过不能用过时的书。

大学附近就有二手书店，考试报名只需要身份证，其它都不要。自学考试没有任何限制，不过办本科需要专科毕业证才行。

专科和本科考试可以一起报，一次四门最好报满。辅导书籍最好用《一考通》或《自考通》。

我就靠它过的关，上面很多是考试原题。 自考最重要的就是教辅一定要关注，平是要多做同步训练，考试前三周把预测试卷做一遍。

找到临考的感觉。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是教辅的重难点提示，很多题目重复考，自考的难度比初中平时期中考试还简单直观，偏重于记忆。

我用的教辅就是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一考通，这书太准了，使考试事半功倍。 如果高中基础不错，可以报考难度大的专业如计算机，英语等专业。

如果基础差，就报汉语言文学或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等，毕竟法律专业考完毕业之后，还要考司法考试才能从事律师工作。自考报名就到常驻居住地附近报名。

5. 谁有两首现代诗歌,两首古代诗歌

依心

夜色布满了这座城市

漫天的黄昏被晚风吹进潮湿的心

轻轻柔柔地掠过脸膛

没有你的一天结束了

四年你的一天或许才开始

迷离的灯火下，翻阅的书，手机的信息。.

丝丝缕缕的气息提示：

你曾深深的驻扎过

更提醒我从此会没有了你

听一遍你喜欢的歌

记忆里，那些或泣或笑的约定

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在这一片天空里

花正红，叶正繁

那又如何

唯有顺着夜的轨迹

试图找到我贪念的你

然而，留给我的

只是辗转难眠的孤单

和着丝丝缕缕的思念

守候

城市忘记了秋雨的气息

感觉不到丝毫秋的味道

忽来忽去的人在匆忙

落叶打在头上

哦，我需要这样的提醒吗

清楚地了解那个保存在心的人

或许正被那个他静静的保护

可是，那一切都是真的吗

那个城市不正弥漫着你的气息

那味道连远方的我都能深深拥抱

其实，从来就没有特别的想你

因为，根本不曾忘记

所以，犯不上多此一举的提起

数着日月轮换

看着花开花谢

你会回来的啦

只是，你不在身边的时光

守候成了我唯一的名字

遥想

风吹芭蕉低，

雨打石阶长。

彻夜无梦想，

孤灯涩泪尝。

往日多少意，

落在冻水上。

兆年瓦上霜，

或见梅花香。

石涛

千山无鸟踪，

孤松立石丛。

三尺冰来封，

春绿存心中。

6. 论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与文化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伴随着繁荣的研究局面，研究者对研究领域不断进行开拓和深化，进入了90年代既繁荣又深刻自省的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好转，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不断得到清算，80年代初的唐代文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个“复苏”的过程。如果将这个“复苏”理解为对十年“文革”中被扰乱了的学术秩序的拨乱反正，则这个“复苏”的过程很短暂，因为与此同时，正常的、具有严格学术规范的研究已蓬勃展开，80年出版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计，81年出版的优秀学术著作即有谭优学《唐代诗人行年考》、刘开扬《唐诗通论》、裴斐《李白十论》、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沈祖菜《唐人七绝诗浅释》、朱东润《杜甫叙论》、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等。

许多优秀的论文尚不计。任半塘《唐声诗》上下编近90万字的巨著是82年出版的，据作者的“跋”，此书始撰于50年代，是其《唐戏弄》的“伴侣”之作。

具体到任半塘，其研究的步伐即无“复苏”可言。当“文革”极左思潮横行之际，大部分研究者不过是“舍之则藏”而已，一旦政治气候适宜，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即告开始。

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也是有代表性的。对李商隐及其诗歌，50年代起，就有“唯美主义”的评价，研究者寥寥，成果也微。

70年代，李商隐被无端戴上法家诗人桂冠，所谓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但都陷入了“儒法斗争”的泥淖里。80年代初，吴调公即有一系列李商隐研究文章写出，至82年结集出版《李商隐研究》。

作者在“后记”中追述其从迷恋到研究李商隐的40余年历程，其研究的路径并未因“儒法斗争”而有所中辍或改辙，一旦坚冰打破，则40余年的学术积累便喷薄而出。老年学者如任半塘、中年学者如吴调公，其学术承传是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说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复苏”过程很短暂。

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宽松，研究者不再心存疑虑，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繁荣（繁荣中又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短短十年间，出版的有关唐代文学的著作有300多部，除去普及性、知识性的著作外，仍有200多部；发表于各种学术、文学刊物上的论文，数量更是惊人，多达8000篇左右。

除去欣赏性、知识性文章和为电大、函大、业大学生写的辅导性文章，仍有7000余篇，超过了此前30年的总合。这些著作和文章，几乎涉及到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无论初盛中晚和五代，无论诗歌、散文、小说和词，无论大小作家、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皆有涉及。个别冷僻的作家（如王梵志等）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个别热门的作家（如李白等）更是得到了“抽茧剥笋”式的研究。

当时的出版业，尤其是80年代前期的出版业，在“久蛰”之后特别显得勃勃有生气，几无“亏损”二字可言，无论普及性的还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其印数动辄在万册左右，如任半塘《唐声诗》82年初版印数即达一万册。1980年《文学遗产》以杂志的形式复刊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全国各高校学报和各地的学术刊物、文学杂志、自考辅导刊物纷纷出刊，为包括唐代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

80年代是学术研究的春天，历史上唐代文学被视为“显学”，此时又一次得到了体现。除了学术环境宽松自由的原因外唐代文学拥有最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8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除了正规大学以外，电大、函大、业大等成人自学性质的大专教育如雨后春笋，因“文革”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于此就读，而“汉语言文学”是这些学校开设的一门主要专业。这是一种自觉的“求知”型的专业选择，与90年代后成人自学更广泛的“求职”型专业选择大不相同。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阅读与欣赏”的节目，以古典文学作品的讲解为主，并不定期出版所播的文章，深受听众读者欢迎；中华书局旨在普及古代文化、文学知识的刊物《文史知识》也应运而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集》大受欢迎，一印再印，当年印数达到13万册。

在全国读唐诗、欣赏唐诗的热浪中，上海辞书出版社邀众多知名学者撰写千余篇唐诗佳作欣赏稿，编成《唐诗鉴赏词典》，将普及唐诗知识、学习和诵读唐诗的热潮推向了更高潮，而此词典的多次印刷，也几乎创造了当代出版业的一个奇迹。前面说8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在繁荣中显出某种“热闹”的景象，一部分即指此。

80年代初，唐代文学老、中、青研究者一时聚汇。老一代学者指50年代前即已学问有成者，以钱钟书、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林庚、傅庚生、霍松林为代表；中年学者指50年代受教育、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学术研究中崭露头角者，以陈贻xìn@①、王运熙、傅璇琮、袁行霈、周勋初、罗宗强为代表；青年学者指80年代初毕业的本专业研究生。

老一代学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治学经验，分别是各学术流派、学术风格的代表人物，受5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空气渐缩渐紧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空间也愈来愈窄，有些学者长期处于“封笔”或“半封笔”的状态。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他们。

7. 中国文学史上有哪些文学思潮,分别有哪些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1949年以后，大陆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复古与三袁也就更加水火不相容了。

社科院文学所与游国恩等所编两部《中国文学史》都把复古派作为公安、竟陵的对立面进行论述。 1957年，茅盾《夜读偶记》发表，他试图把中国文学史简化为一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

然而他也提出了与当时学术界普遍不同的观念，认为e799bee5baa6e997aee7ad94e58685e5aeb931333264633437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正是针对当时阿谀粉饰，不痛不痒的文风而发，因此"我们不能把前七子的复古运动，看成仅仅是“文体“改革运动，而必须充分估计它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意义" 。较早注意到茅盾这一提法的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60年，他在《立命馆文学》180期发表了《李梦阳的一个侧面--古文辞的平民性》一文，论证了李梦阳复古主义文学的"平民性"，提出了跟国内文学史家大相径庭的见解。

此文经章培恒翻译刊登在1982年第2期《文艺理论研究》上，自此以后，国内研究者对复古派的态度开始逐渐改变。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禁锢逐渐松弛，学术研究出现多元化局面，于是研究态度也逐渐由过去二元对立、斗争哲学逐渐转向追求和谐，这一点在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关系上表现尤其突出，研究的结果是，过去森严的壁垒逐渐弱化，对立双方走向交融。

章培恒和他的同事们对复古派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章氏（1986）认为晚明以李贽为代表的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的文学新思潮并不是在晚明突然产生的，它至迟萌芽于明正德年间，作为这一萌芽的代表，乃是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 。

陈建华（1986）也认为很久以来，文学史上对李梦阳的评价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指责他的"复古"是"拟古"，把他置于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为代表的晚明新文学的对立面。认为李梦阳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理学根本信念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理欲同行"的理论，他的文学理论以真情为核心，与晚明文学思潮是相通的，李贽、袁宏道等人对李梦阳推崇备至，把他看作一位先驱者。

谈蓓芳（1989）认为作为后七子羽翼的末五子之一屠隆的文学思想是从李梦阳过渡到晚明文学思潮的枢纽，李梦阳作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不仅其文学思想与晚明文学思潮有不少相通之处，而且发展脉络也是清楚的，并认为晚明文学思潮从李梦阳到屠隆再到袁中郎前期，是向上的发展，从袁中郎后期到竟陵派是向下发展的。 冯天瑜、周积明（1985）在批判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摹古、拟古的同时，也承认前后七子对"台阁体"的批判，不但具有文体改革的意义，而且蕴含着一定的思想解放的意味，这一潮流与唐寅、文征明、祝枝山等以"放诞不羁"与专制统治抗争的狂放主义，王阳明的心学运动遥相呼应，具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色彩。

侯毓信（1985）认为李梦阳的文学思想相当繁杂，并非简单地扣上"复古主义"的帽子就能概括，"情真"说的提出，使他重视民歌，同文学史上的"缘情"说基本一致。 陈书录（1988）认为前后七子的审美情感论经历了"因情主格"到"兴、趣、意、理"再到"发抒性灵"的三个阶段，完成了从格调说的旧质到情感论的新质的演变，以性灵悠游的奕奕风神迎接晚明文艺启蒙思潮的曙光。

廖可斌（1991）认为明代中晚期通俗文学兴盛的局面，是由前七子始开风气的，明中叶的复古运动虽被后期的进步思潮超越、扬弃，却是它不可缺少的先导，是明代思想界由倡理而贬情的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向"以情反理"的进步思想潮流兴起时期的重要过渡阶段。 范嘉晨（1993）认为前后七子与公安派并非两两对立的文学流派，两者都崇情抑理，都提倡文学革新，所不同的只是革新的方式、途径及流程而已，公安派是在七子启迪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史小军（1993）认为七子的复古运动是一场以复古为求新的文学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而非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的运动，反台阁、反八股、反理学、复兴正统文学汉唐气象和求真、求情、重视民间文学等作为其破旧立新的两个重要方面，共同形成了复古运动的内容和目的。 另外，他把明七子的复古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联系起来。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1994）一书是关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的力作，它把明代复古运动作为三次高潮来叙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陈子龙等三次复古运动，将明代复古运动放到明代文学思潮以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期以至整个思想文学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先河，是明代文学思潮和思想发展由前者演进为后者的必要过渡。明末，由于民族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整个进步思潮趋于低落，复古主义再次回归，这次回归客观上有助于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进步思想进行自我反思，转而更关注社会现实，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成就，就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台湾地区学者对七子派也颇为关注，张健、龚显宗、邵红、简锦松等人都有著述，他们比较集中研究七子派的诗论。此外，有些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七子派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