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诗学是怎么发展的

唐诗学研究，指的是研究唐代诗歌、诗学在一个时期为人们解读其阅读、批评与写作的特定接受过程，其中有这一时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经受唐诗语言、思维与思想等数重内质熏染的成分。

在传统阅读视野中，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的说法，紧密地把某一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学体裁进行了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代文化基因在后续创作中依存着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虽说明人李东阳说：“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

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胡应麟亦称：“宋人调甚驳，而材具纵横，浩瀚过于元；元人调颇纯，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元诗“其词太绮缛而厌老苍”。

而元末杨维桢认为：“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明代诗人对元诗创虽有微词，但是，元时诗人“举世宗唐”的诗歌创作观，在宋、明两朝的唐诗创造观念的转折上，使得元代唐诗学成为了由宋返唐的通道与自唐入明的门户，也成就了元代诗人创作诗歌、研究诗学的成绩斐然。

宋、明两朝的观念相差很大，元人却以“举世宗唐”的诗学理念在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上完成了审慎的理性对接。参考书：元代唐诗学研究。

2. 求元代张德辉资料求有关元代大儒张德辉的著作和研究资料

张德辉（1195—1275），字耀卿，号颐斋，交城人。

金贞佑间，供职御史台衙门。金亡，投蒙古大将史天泽为经历官。

蒙古太宗七年（1235），从史南征，筹划调发，多出其谋。蒙古定宗二年（1247），受忽必烈召见，应对方略。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授河南北路宣抚使。下车伊始，惩办豪强恶吏，深得民心。

至元二年（1265）考绩为十路第一。至元三年，参议中书省事。

五年春，擢侍御史，辞不拜。张德辉“天资刚直，博学有经济器。”

晚年与元裕、李冶游历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卒年八十。著有《塞北记行》、《元遗山诗笺注》14卷、《边堠记行》。

3. 哪位介绍一下元朝天顺帝

天顺帝孛儿只斤阿速吉八（1320年-？），元朝第10位皇帝，元泰定帝之子。

1328年，元朝泰定皇帝去世后，元朝重臣枢密院使燕帖木儿迟迟不立年幼的太子阿速吉八即位，并把阿速吉八赶到上都，在大都（今北京）拥立元武宗之子图睦帖木儿即位，是为元文宗。1328年7月，服侍阿速吉八的丞相倒剌沙闻变，立刻将刚满9岁的阿速吉八拥立为皇帝，改元「天顺」。

8月，文宗派燕帖木儿进攻上都天顺朝廷，倒剌沙战败身亡，阿速吉八下落不明，不知所终。阿速吉八只做了1个月的霉皇上。

v史上称他为天顺帝，尊号（汗号）为阿里加巴。

4. 元代医学家王好古

王好古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约生于公元1200~1264年，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的探讨。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好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而独重由于人体本气不足导致阳气不足的三阴阳虚病证，另成一家之说。著有《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斑论萃英》、《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

王好古论伤寒为病，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认为不论内伤外感，其所以为病，总由人体正气之虚所致。外感寒邪，内伤饮冷或空腹不食，均可导致内伤阴证的发生。但其得病有轻重之不同，预后有可治不可治的区别，全在于人体正气的虚实程度。王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与《内经》中“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王氏在以上文字中，还说明了出现三阴证的病机，与人体内已伏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从体质角度分析病机，强调体质从化观点，颇有实际意义。王氏论伤寒强调正气之虚为本，李杲论内伤病，亦强调元气不足为根，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见王氏之学受李杲之学术思想的启迪，是一脉相承的。

他依据个人经验，认为内伤三阴之证的治疗，厥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当归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少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通脉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太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理中汤，该方适用于“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王好古重视伤寒三阴证的研究，提出了“阳证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前人研究《伤寒论》的不足，也是王氏将李杲的温补思想在《伤寒论》中灵活的运用，颇有独到之处。

王好古临床用药主张温养脾肾。其用返阴丹（硫黄、太阴玄精石、硝石、附子、干姜、桂心）以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用霹雳散（附子一枚，细末）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用四阳丹（硫黄、木香、荜澄茄、附子、干姜、干竭、吴萸）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肠气胀，脉沉细。用正阳散（附子、皂荚、干姜、甘草、麝香）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硬，身不热，只额上出汗，烦燥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用火焰散（舶上硫黄、附子、新蜡茶）治伤寒恶候。用白术散（川乌、桔梗、附子、白术、细辛，干姜）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用肉桂散（肉桂、赤芍、陈皮、前胡、附子、当归、白术、吴萸、木香、厚朴、良姜、人参）治疗伤寒服凉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睡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以上诸方药中，返阴丹、回阳丹、火焰散、霹雳散、正阳散等均用附子为主要药物。若白术散、肉桂散之类，又多附子、白术并用，脾肾兼顾。

再如，其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主张用神术散（苍术、防风、甘草、生姜、葱白）；对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用白术汤（白术、防风、甘草）；对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无汗，手足自汗，或手背多汗，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面红目赤等阴气盛阳气衰，两脉浮沉不一，或左右往来不定，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而举按无力者，用黄芪汤（人参、黄芪、白茯苓、白术、白芍、甘草）。治疗伤寒阴证，又注意内伤生冷而损及脾胃，以人参、白术、黄芪等为主，扶正达邪。除此而外，他对阴证的辨析，具有丰富的经验，如对阴盛格阳、阴证发渴、呃逆、发热、大便秘、小便不通、小便赤及脉象等一一详辨，对自汗、谵妄、下血、四肢振摇等亦一一从阴阳加以分辨，在阴证诊断方面阐述颇详。

王好古论阴证，虽然从《伤寒论》三阴证入手，但其发展已不局限于此。使内伤外感阴寒病证的讨论走向深入，提出了阴证学说的系统认识，其虽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之学，然又为之一变，为后世虚损病证的辨证治疗别开了法门。

王好古（约1200—1264年），字进之，号海藏。金元间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性识明敏，博通经史。举进士不第，遂遣心于医学。曾任赵州医学教授，兼提举内医学。初从易水名医张元素游，元素殁，以年幼于师兄李杲二十岁，复师事李杲，尽传其学。王好古博览医籍，其学术思想受张元素、李杲影响，并多所发挥。其治伤寒证重视内伤“阴症”，认为“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于阴证鉴别颇精审，为后世医家所重。王氏著述甚富，计有《阴症略例》、《汤液本草》、《本草实录》、《医垒元戎》、《此事难知》、《仲景详辨》、《活人节要歌括》、《斑论萃英》、《痘疹论》、《伤寒辨惑论》、《光明论》、《标本论》、《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钱氏补遗》、《十二经要图解》等。

5. 宋元朝数学发展史

我国古代数学经数千年的发展，到宋元时达到了高峰期。而元代更是这种高峰期的顶峰状态。如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数学史组在其《宋元数学综述》一文里说：“13世纪下半纪（主要指元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说宋元数学是以筹算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潮，那么13世纪下半纪正就是这个高潮的顶峰。”我国已故着名数学史专家钱宝琮先生也说：“中国数学以元初为最盛，学人蔚起，着作如林，于数学史上放特殊光彩。”可见元代数学在我国数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元代数学之所以达到我国古代数学的高峰期，其主要标志是涌现出了一批着名数学家及其着作，提出并解决了一些数学方面的高难问题，取得了杰出成就。

元代着名数学家有李冶、朱世杰、蒙哥等人。李冶着有《测圆海镜》12卷、《益古演段》3卷；朱世杰着有《算学启蒙》3卷、《四元玉鉴》3卷；蒙哥对古希腊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有研究。李冶提出了立方程的方法（即天元术），朱世杰提出了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即四元术）及垛积术与招差法。这些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成就。

从数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元代数学继承了前代成果并解决了前代所未解决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如关于“天元术”和“四元术”的发展问题。在我国古代着名的数学着作《九章算术》（约公元1世纪）的开方法中，“借一算”已有未知数X的含意，唐代王孝通在立方程过程中也用到了多项式的计算。到了宋代数学家们把“增乘开方法”由开平方、开立方推广到开任意高次方之后，“天元术”的形成就剩最后一跃了。金末元初的李冶完成了这最后一跃。当“天元术”的问题解决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又会提出解决高次联立方程的问题。朱世杰“四元术”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四元术”用上下左右的不同位置来表示高次的四元式，最多不能超过四元，所以可以说筹算在这方面被发展到顶点了。

另外，数学的发展还与其它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如“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式解法）和高次的招差法公式与天文历法的推算就密切相关。天文历法的推算需用高次招差法这一数学学科的方法，只有当人们从数学方面解决了一系列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各种垛积问题）之后才能最后完成这一方法，天文历法推算的需要向数学学科提出了问题，数学学科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所以说，元代的天文历法与数学均达到了我国古代的高峰期，是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分不开的。

总之，元代数学的发展之所以达到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期甚至巅峰状态，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及数学学科本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