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诗与科举的关系研究包含了哪些内容

骊宫高处入青云

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

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

西出都门百馀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

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

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

到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

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

2.关于唐诗中有关询问科举考试结果的古诗

唐代诗人朱庆余，在临考前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近试上张水部》探听虚实：“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洞房花烛夜后，早晨要拜见公婆，精心梳妆，羞问夫婿，眉毛画得深浅合不合时宜？此诗借新婚之后的脉脉情事，把自己比喻成即将拜见公婆的新媳妇，把张水部比喻成舅姑（公婆），探听虚实。比喻通俗贴切，别出心裁。

张籍看过，大为赏识，回诗一首《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诗歌仍以比喻作答，把朱庆余比作“越女”，把他的诗比作“菱歌”，用“一曲菱歌敌万金”表明对其才华的赏识。

3.关于科举的诗句

1、《登科后》

唐•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名联谈趣》

顾宪成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3、省试湘灵鼓瑟

钱起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善鼓云和瑟， 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 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 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 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 悲风过洞庭。

4、《琵琶记》

高明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5、天一生水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

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

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 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

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6、皇榜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7、《都堂试贡士日庆春雪》

密雪分天路，群才坐粉廊。 霭空迷昼景，临宇借寒光。 似暖花消地，无声玉满堂。

洒池偏误曲，留砚忽因方。 几处曹风比，何人谢赋长。 春晖早相照，莫滞九衢芳。

8、鹤冲天

柳永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去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9、恐是孙山朝升落、雏雁凯归草再升。

4.有一首唐诗是关于科举中举后,将自己的中举前后的心理及身边人的冷

登科后 唐•孟郊•七言绝句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背景】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他自以为从此可以别开新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

满心按捺不住得意欣喜之情，便化成了这首别具一格的小诗。这首诗因为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看花”两个成语而更为人们熟知。

【赏析】“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诗一开头就直抒自己的心情，说以往在生活上的困顿与思想上的局促不安再不值得一提了，今朝金榜题名，郁结的闷气已如风吹云散，心上真有说不尽的畅快。 孟郊两次落第，这次竟然高中鹄的，颇出意料。

这就仿佛象是从苦海中一下子被超渡出来，登上了欢乐的峰顶；眼前天宇高远，大道空阔，似乎只待他四蹄生风了。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诗人神采飞扬的得意之态，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他心花怒放的得意之情。

这两句神妙之处，在于情与景会，意到笔到，将诗人策马奔驰于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的得意情景，描绘得生动鲜明。 【评析】按唐制，进士考试在秋季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春天。

这时候的长安，正春风轻拂，春花盛开。 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进士在这里宴集同年，“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唐摭言》卷三）。

新进士们“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赵嘏《今年新先辈以遏密之际每有宴集必资清谈书此奉贺》）。可知所写春风骀荡、马上看花是实际情形。

但诗人并不留连于客观的景物描写，而是突出了自我感觉上的“放荡”：情不自禁吐出“得意”二字，还要“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车马拥挤、游人争观的长安道上，怎容得他策马疾驰呢？偌大一个长安，无数春花，“一日”又怎能“看尽”呢？然而诗人尽可自认为今日的马蹄格外轻疾，也尽不妨说一日之间已把长安花看尽。

虽无理却有情，因为写出了真情实感，也就不觉得其荒唐了。同时诗句还具有象征意味：“春风”，既是自然界的春风，也是皇恩的象征。

所谓“得意”，既指心情上称心如意，也指进士及第之事。诗句的思想艺术容量较大，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因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后人喜爱的名句。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 早年屡试不第，漫游南北，流寓苏州。

及过中年，始中进士，五十岁应东都选，授溧阳尉，以吟诗废务，被罚半俸。河南尹郑余庆辟为水陆转运判官，定居洛阳。

郑馀庆移镇兴元军，任为参军。赴镇途中暴疾而卒。

其为诗惨淡经营，苦心孤诣，多穷愁之词，即苏轼所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属苦吟诗派，继承杜甫而别开蹊径。

5.如何看待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

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向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是以制度研究与文献考辨为主的基础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通过考察与科举相关的社会风尚、文人心态等，借以评价其对文学所施加的影响，更倾向于宏观的，以价值判断为主的传统思路。

至陈飞《唐代试策考述》围绕试策，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切入，则是此后日趋深入、细致的专题化研究的嚆矢。与应试有关的诗、赋、策文等，既是文学的特殊形态，又是科举制度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就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然而，新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首先，是有关制度的考论，要如何围绕文学展开，以避免各自为政的局面？其次，应试文学“鲜少佳制”，又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各见其特殊性，该作何评价呢？最后，是如何使应试文学与文学主流结合起来，以赋予其充分的研究意义。

以应试诗而言，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其思路与方法也便于推广，可以说是现阶段融合科举与文学研究的理想范本。

一 唐以律诗为一代之所胜，号为“唐律”。朝廷沿用隋制，又加以发展，确立起“以诗取士”的制度，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员。

应试诗例用五言律诗（有仄韵），称为“试律诗”，是唐代科举与诗歌之间最为直接、重要的媒介。 唐五代以迄宋人，大多是把“以诗取士”，直接视为唐律繁荣的重要因素。

如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尽管如此，宋人对应试诗本身的评价，却也并不很高，如李颀称“时有佳句”，葛立方云“省题诗自成一家”。

元代科举没落，至明代，便不时有人质疑唐律系于“以诗取士”的说法。如胡子厚云：“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

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

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

这种以否定为主的态度，可以视为是对本朝“以八股取士”的变相维护。清朝有鉴于八股之弊，从康熙年间开始，便在八股之外，逐渐恢复“以诗取士”的旧制。

这也导致当时笺注唐人应试诗，成为一代风气。 可见，古人对应试诗与“以诗取士”的评价，大致是从肯定到否定，再回归肯定的。

学界初期，也仍是以“促进”“促退”的价值判断为主，前者如余冠英、王水照，后者则以郭绍虞为代表。稍后，皇甫煃、马积高等，从考辨制度的角度，提出“以诗取士”晚于初、盛唐的诗歌高潮，使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随之倒置，意味着：“以诗取士”对诗歌繁荣的影响有限，而诗的繁荣却有力地促成了“以诗取士”的制度。

至此，应试诗的地位，随着“以诗取士”的倒因为果，愈加显得无足轻重。近年来，或有侧重应试诗文本的研究著作，亦多难逃“促退”的定声锤，以至陷入自我否定的尴尬境地。

这便是此前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现状。 二 徐晓峰的《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主要涉及“科举”与“文学”两个方面。

从制度研究来看，作者始终是以“诗”为核心，围绕其所占比重与所起作用来展开论述。 以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为例，主要分为三个逐级深入的具体论题。

其一，是论证“杂文试不等同于诗赋试”。此前，学界多据文献中“试杂文”“识文律”等字眼，断定杂文试等同于诗赋试，将“文律”误认为“声律”。

然而，作者从唐人杂文观的演变入手，指出初唐“杂文”兼有“文”“笔”概念；辨明其时“文律”不当限定为“诗赋之律”，而应是“文笔之律”，认为此前“致误之由在于对杂文、文律的解释太过狭隘”。既然“杂文”不等同于“诗赋”，这就意味着，应试诗并不是天然被纳入杂文试范畴的。

换言之，最初诗在应试中所占比重，其实是或有或无的。 其二，是论证“杂文试渐以诗赋为主”。

如果说，前段论述是以文辞辨析为主，虽富赡而难免“一家之言”的话，那么，这部分便是以翔实的史料为主，多角度说明诗赋是如何从包括笺、表、议、论、铭、颂、箴、檄在内的十种文体之中，脱颖而出的。这在印证前说的同时，也勾勒出诗的比重在杂文试中稳步上升，以至于在开元、天宝之际大致奠定主导地位的过程。

其三，是论证“以杂文试为首的新三场试的确立”。初期，朝廷重儒，以帖经为首场，后试杂文、策问，逐级黜落。

帖经不中者不得试诗赋、策问。但是，“进士以帖经为大厄”。

换言之，即儒学与文才多不可兼得，故朝廷准破格用“以诗赎帖”，说明帖经地位有所下降，而时风皆以“重文轻儒、尚才重诗”为主。至大历，“以诗赎帖”发展为“以诗代帖”，说明“试诗”的作用，已经从黜落之后的“救赎”，发展为考前不试帖经的“替代”。

这也意味着，帖经不再是科考必经的环节，而诗的比重与作用也因此得到空前加强。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