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盛唐诗歌的不同

1.诗经与唐诗区别,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总之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2.古代的诗经与现代的诗歌有什么不同

诗经》本称《诗》，列为儒家经典后称《诗经》。

它编成于春秋时代，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首。相传周王室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是为“采诗”，因而辑集成诗集。

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诗经》系孔子删定，近人多疑而否其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

产生地域为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其中《国风》大都是民歌，《雅》多为宴会乐歌，《颂》多为祀神祭祖之诗。

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优秀诗篇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因而为历代所推崇。

汉代传《诗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时立有博士，魏晋后逐渐衰亡。诗》为古文诗学，盛行于东汉以后，魏晋后通行的《诗经》就是《毛诗》。

此后对《诗经》的传习研究代不乏人，很多学者倾注精力，为《诗经》这门学问做出了贡献，更使《诗经》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深爱民族文化，也深爱这真金美玉的《诗经》，结合多年对《诗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既汲取古今研究者的成果，又独立思考，联系古今民俗、语言等，注意挖掘诗中较含隐又给人以启示的东西，以有新见，这样写成了此书。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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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中国古代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都是巫祝的专职，这时无论有没有文字，历史作为诗歌保存在巫祝的心中、口中。

‘巫’本来是‘以舞降神者’（见《说文》），也就是代神立言，在他们的历史中遂使神话与历史不分，表现形式是史诗与乐舞的结合，这是《诗经》中《颂》的起源……。2 以此观之，巫祝当是最早的诗人。

所以史籍中所谓舜帝命夔典乐，以求“神人以和”3之目的记载绝对是有根据的。诗最初产生于人——神关系的语境，是人向神的言说的独特方式，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独特的言说语境也就赋予诗这种言说形式以种种独特性：由于它肩负的是沟通人神这样一种在当时最为至高无上的使命，故而其言说方式必须有别于一般的口语，这与甲骨卜辞、《周易》的卦辞、爻辞是一致的。又由于诗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是与乐舞紧密相连的，也就渐渐具有节奏与韵律上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从其起源上来看，诗并没有被赋予后世诗歌那种审美的功能，尽管在仪式的具体过程中也许在庄严肃穆的神圣性背后也潜在地存在着审美的性质。后人，特别是现代以来的研究者都从后世的文学观念出发来看待《诗经》作品，故而都重视“风”、“雅”之作而轻视“颂”诗，而在西周的文化语境中，“颂”的地位远远高于“风”与“雅”。

仅从三十一首《周颂》来看，有半数以上与宗庙的祭祀仪式直接相关，都是.祭先王的。此外有七首是祭祀山川、社稷、天地之神的[ii]。

被学者们揣测为《大武》之乐各章的《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1等诗篇究竟是否祭祀之乐，颇有争论。依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的说法，《大雅》的《时迈》和被后人判定为《大武》之乐章的《武》、《桓》、《赉》等诗乃武王克商时所作。

也有人认为诗中“武王”这样的称谓应为谥法，故疑其为武王死后人们祭祀他的时候所用之乐。后经王国维与郭沫若的考证，认为周代尚无谥法，所以“武王”、“成王”等都是生前的称号，学界遂将这几首所谓《大武》乐章判定为武王生时的颂德之作。

最近著名史学家赵光贤教授在一篇题为《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的文章中认为“以金文与文献对照，自文武下至宣幽皆应是谥而非生号”2李山博士亦通过详细考证认同赵光贤教授此说。笔者依据人——神关系的言说语境观点，亦赞同赵说。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大武》乐章的几首诗也都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是人向神的言说。

3.唐朝诗歌在哪些方面受到了《诗经》的影响

《诗经》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疾苦，反映沉重的徭役、兵役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反映爱情以及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诗歌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在艺术上的成就很高，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以及在语言上的运用都对唐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经》在春秋之后，在儒家的努力下，成为中国文化的神圣经典，对二千多年的中国士人的政治品格、人伦修养、生活情志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文学而言，《诗经》有着积极深广的现实精神，它促成、培养了中国文学关怀人生、关心社会这一伟大的特点，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开山之祖。《诗经》无论是在美学风格、创作手法和艺术技巧方面，都取得了丰厚而精湛的成就，成为世世代代诗人学习诗艺的源头活水。《诗经》是上古文化和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上古人民的丰富智慧和真情实感相辉映的结晶，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典范。《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多方面的。大而论之，有如下数端：

首先，《诗经》所创立了中国文学史的“风雅”传统。所谓“风雅”，既指执著于人生、立足现实的诗歌内容，也指委婉迂曲、温柔敦厚的诗歌风格。司马迁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说明了《诗经》即事抒情、诗以言志的内容，以及既执著不懈又不过分耽溺情感的精神状态。它鼓励了诗人积极用世，“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反对沉湎于绝对个人的世界里。这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风范相吻合，因此被儒家奉为经典，从而深深地感染了后世士大夫的诗歌观念和诗歌情怀。在《诗经》的影响下，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传统文人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抒泄社会情感的一种主要途径。这就是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主旨。这使得中国传统文人在本质上人人都成为诗人，使得诗歌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也引导了诗歌对现实人生的深刻关注。在《诗经》的现实精神影响下，后世文人常在理论和实际中自觉抵制个人趣味，抵制诗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自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以“风雅”为旨归的诗歌革新运动，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风雅”在传统文化里成为评价诗歌的最高标准。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曾表达过对“风雅”的向往。李白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而且，杜甫之所以被称为最伟大的诗人，在古人看来，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风雅”的诗歌理想。

其次，“比兴”作为《诗经》最为突出的艺术手段，对中国诗歌技巧有着很大的影响。诗人们追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比兴境界，从而从多方面发展了诗歌的比兴手法。除此之外，“比兴”还和寄托联为一体，称为“兴寄”，被赋予特别的含义。“兴寄”在修辞或艺术手法之外，还指这些艺术手法中所包含的讽喻现实政治的内涵。一味追求诗歌技巧，而忽视了诗歌思想内容的诗歌，就会受到指责。如唐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比兴”要求并鼓励诗人要有自觉的政治批评意识，并通过委婉敦厚的手法将自己的政治态度表露出来。同样，在理解诗歌时，也要求读者能通过对意象的类推，进而理解诗歌中所包含的政治讽喻意味。这种比兴寄托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传统诗学思维，尤其是对政治抒情诗和诗学理论的影响尤为显著。

再次，《诗经》的体制和修辞手法也为后世诗人所继承、发展。《诗经》在形成过程中的采诗制度在后世也多次被重新采用。如汉代就设置了乐府机构，采集制作配乐协律的“歌诗”，用于宫廷礼乐，也用于观知民风。汉乐府诗就是在这一制度下被保存的，当然，被同时保存的还有民间歌谣中的直面现实的精神。唐代诗人的新乐府运动至少也表达了对这一理想制度的信任和期待。《诗经》四言体的形式在后世诗歌中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但在汉初的郊庙歌辞以及曹操、嵇康、东晋的很多诗人的诗歌中，四言体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曹操以质朴而不失典雅的语言和慷慨悲凉的真实情感，赋予四言诗以新的生命。曹操在诗中还经常引用《诗经》成句，显示了他对《诗经》的有意学习和继承。其他如押韵形式、修辞技巧等，我们从后世诗歌中也往往能看到《诗经》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