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虽然建省时间不长，历史上却是人才辈出。

海南的名人有些是被放逐到此的达官和文豪，有些是戍边的官兵，更多的是出自岛上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

对于离乡背井来到海南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显赫或是没落，过客匆匆或是永不回归，只要为海南做过贡献，海南人都对他们施以亲情和温暖，赠与土地和房舍，甚至视为神明供奉于庙堂之上，供后人怀念。

对于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同乡兄弟姐妹，海南人更是引以为豪，为他们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这些名人志士的存在，就如海南夜空上璀璨的星辰，让海南人永远能感受到光亮与方向。

一、古代名人

（一）白玉蟾

900多年前，中国的南荒之地——海南岛幸运地迎来了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岛上生活了3年，大兴文教。

在东坡离琼约100年之后，海南出现了本岛最早载入中国文化史册的奇人，他就是白玉蟾。

再约230年之后，海南岛才出现了丘浚、海瑞等文化名人。

白玉蟾原名葛长庚，祖籍福建闽清，从祖父起落籍琼山。

白玉蟾出生于原琼山县五原都显屋村（今海口市美安镇典读村）。

6岁丧父，母亲改嫁。

据说因母亲嫁到雷州半岛（一说是澄迈）的白家而改姓白。

至于其生卒年，有多种说法，中国世界道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教授卢国龙认为，他生于1195年，逝于1231年。

白玉蟾年少聪明，7岁赋诗，9岁时能背诵《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儒家9经。

12岁时，他以特荐的身份到广州参加“神童科”考试。

考官以“织机”为题，令其赋诗。

白玉蟾脱口吟道：

山河大地作织机，

百花如锦柳如丝。

虚空白处做一匹，

日月双梭天外飞。

天地为机，日月作梭，少年白玉蟾胸襟何其豪迈！就凭这种胸襟，他也应当高中。

他这首织机诗后来也被收录进了《全闽诗话》。

白玉蟾博学多识。

21岁那年，他在给紫元的信中称自己“三教之书，靡所不究”，后来又在文中说，“世间有字之书，无不经目”。

一个偏远贫瘠村庄的少年，能有此成绩实在是一个奇迹。

即使在今天，走进典读村，触目之处仍是满目苍凉。

所有的房子全是灰黑的火山石砌成，细长的藤蔓在多孔的黑石上攀爬，顺着狭窄的巷道走进去，总让人疑心，一阵弯弯曲曲之后，巷道的另一端会通向宋、明王朝或某个更为古远的时期。

然而，一个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史的人物毕竟从这里诞生了。

这与它的村名揭示的精神有关吗？典读，应该就是“典衣供读”吧？也只有这种精神才能让贫瘠的土地开出艳美的文明之花了。

然而，白玉蟾初试科举却落选了。

据说是因为考官认为他太过骄狂。

考场失败让他厌弃功名，从此便潜心向道。

16岁那年，他开始游历四方。

在游历天下的那些日子里，白玉蟾纵情山水挥洒文字，创作下大量诗文，足迹所至之处

无不留下诗篇。

据说白玉蟾吟诗多不存留，随写随丢，“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

那些热爱其才情的追随者们，却用心将它们收集起来，编为文集，如《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庐山集》等。

这些诗文被追随者相互传抄，或镂板印行，因此得以流传至今。

现存《宋白真人玉蟾全集》共10卷，另附录、补遗1卷，共收诗词1200多首，约70多万字。

白玉蟾的书法也同样造诣高深。

元代隐士黄王介，赞赏白玉蟾的书法：“将飞蛟龙影，或是风雨迹。”明朝人唐顺之的《史纂左编》有这样评论：“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清康熙皇帝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也谈及白玉蟾草书“有龙翔凤翥之势”。

《宋元宝翰》收录宋元两代书法精品，其中的第十三幅，就是白玉蟾的草书四言诗。

道教的符书，是书法艺术的一种变体，白玉蟾的符书同样精妙。

据载，湖南祁阳县祁山紫清观，旧藏有白玉蟾的符书，“玄妙淳古，莫测其运笔起止之迹”。

白玉蟾善画梅竹及人物像，“相传鄂州（湖北武昌）城隍庙壁竹林，是其真迹。”画的主题是林竹，配以道教南宗祖师张伯端等人物，“观者无不叹异”。

白玉蟾的传世画作，据《式古堂书画汇考》记载，有《竹石来禽图》、《墨梅图》等十六幅。

尽管诗书画都堪称一绝，但白玉蟾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作为道教南宗五祖，他开创了金丹派南宗。

白玉蟾从教义上对南宗进行注释和匡正，他和他的弟子又大力设立庵观组织教团，道教南宗也就在南宋时期蔚为大观。

不过，正当白玉蟾名满天下的时候，他突然从世人的眼中消失了，所有的史料再也找不到对他的记录。

关于他的归宿，也就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谜团了。

有人说他“不知所终”，有说他“卒于盱江”。

但在海南，却有一个说法：白玉蟾最终回归故乡，且在文笔峰顶羽化升仙，文笔峰上至今留有遗迹。

（二）黄道婆

黄道婆是宋末元初知名的棉纺织家，她原本是今上海华泾镇人，因年少时期受封建压迫而流落海南。

在海南，她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从黎族人那里学会了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

并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最终，成为了古代中国有名的棉纺织家，让纺织业在中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黄道婆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

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

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

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

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

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

在封建社会，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只身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朴实的黎族人民热诚地欢迎她、款待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她同这些阶级兄弟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也爱上了这里的座座高山、片片阔林。

崖州的木棉和纺织技术强烈地吸引着黄道婆，他拿起了著名的黎幕、鞍搭、花被、缦布，瞅着那光彩明亮的黎单、五色鲜艳的黎饰，黄道婆便看不胜看，爱不释手，赞美不止。

为了早日掌握黎家技术，她刻苦学习黎族语言，耳听、心记、嘴里练，努力和黎族人民打成一片，虚心地拜他们为师。

她研究黎族的纺棉工具，学习纺棉技术，废寝忘食，争分夺秒，象着了迷、入了癖一样。

每学好了一道工序，会用一种工具，她的心就仿佛开了花、吃了蜜。

灿烂的友谊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技术之果。

黎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上热情照顾黄道婆，而且把自己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她。

聪明的黄道婆，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棉织事业上，又得到这样无私的帮助，很快就熟悉了黎家全部织棉工具，学成了他们的先进技术。

尽管绞尽脑汁，熬心血的劳动消耗，把黄道婆的一头青丝换上了全部白发，给她丰润的脸上刻下道道深而密的褶皱，但她还是精神抖擞，深钻细研，镍而不舍，刻苦实践，三十年如一日，终于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棉纺织家。

岁月恰似织布快梭，转眼之间，到了十三世纪末叶。

蒙古征服者早已囊括全国，南宋王朝覆灭了二十多年。

为了缓和各族人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慢慢改变以前那样屠杀掠夺政策，实行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江南经济开始好转。

黄道婆这些年在元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没受刀兵涂炭，顺利地学习成功。

现在，听说故乡安定下来，有了生机，不由又想起那里棉织业的落后情形，内心复活了改变江南技术面貌的原来志向，升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思乡感情。

她向海南同胞说出了心事，情长谊深的黎族姐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理解她，只好压着惜别的心情支持她。

公元1295年的一天，黄道婆忍痛告别了第二个故乡，搭船离开美丽的崖州，重返她阔别三十多年的长江之滨。

经过了改朝换代的战乱，黄道婆的公婆和丈夫，早已先后死去，她一心无挂，只抱着造福于民的善良愿望，不顾晚年体力衰微与生活孤单，回到家乡马上投身于棉纺织业的传艺、改良和创新活动。

乡亲们亲切地欢迎她满载而归，她更是不辞辛苦，东奔西走。

热心地向乡亲们讲述黎族的优良制棉技术，妇女们成天围着她听得倾心入神。

她便把自己海南所得，倾囊相授。

同时，还把黎家先进经验与上海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积极发明创造。

对棉纺织工具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制造了新的擀、弹、纺、织等工具，刷新了上海棉纺业的旧面貌。

首先是改革了擀籽工序。

她先打听家乡近些年是怎样去籽净棉的，妇女们苦恼地告诉她，还是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剥。

黄道婆说，从现在起，咱们改用新的擀籽法吧。

便教大家一人持一根光滑的小铁棍儿，把籽棉放在硬而平的捶石上，用铁棍擀挤棉籽，试验以后，妇女们乐不可支地嚷着：“一下子可以擀出五、

六、七八个籽儿呀，再也不用手指头挨个儿数了！”

黄道婆见大伙高兴，也感到十分快活，但并不满足。

她觉得，用手按着铁棍儿擀，还是比较费力的，便继续寻求新办法。

忽然，她想到了黎族脚踏车的原理，心里豁然一亮，马上和伙伴商量试用这一原理制造轧棉机，白天黑夜都琢磨。

最后，用四块木板装成木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柱头镶在一根方木下面，柱中央装着带有曲柄的木铁二轴；铁轴比木轴直径小，两轴粗细不等，转动起来速度不同。

黄道婆同两个姐妹，一个人向铁木二轴之间缝隙喂籽棉，两个人摇曲柄，结果，棉絮棉籽迅速分落两轴内外两侧。

“太好了，又省力，又出活儿！”妇女们围着这新搅车，象山雀一样，欢跃起来，庆祝创制成功！

与此同时，黄道婆把沿用多年的小弓，弓身由一尺半长改为四尺多长，弓弦由线弦改为绳弦，将手指拨弦变为棒椎击弦。

这结实有力的大弓，弹起棉来，挣挣然节奏鲜明，仿佛响起一支好听的劳动乐曲，棉花弹得又松又匆，又快又干净。

接着，在纺纱工序上，黄道婆创造出三锭脚纺车，代替过去单锭手摇纺车。

脚踏的劲头大，还腾出了双手握棉抽纱，同时能纺三根纱，速度快、产量多，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纺车，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技术革命。

在织布工序上，黄道婆对织布机也有一定的改革。

她借鉴我国传统的丝织技术，汲取黎族人民织“崖州被”的长处，与乡亲们共同学习研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棉织技术，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如画，“乌泥径被”名驰全国。

元朝诗人曾热情，地加以赞扬：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口，千轴乌径夺天造。

黄道婆回乡几年之后，松江、太仓和苏杭等地，都传用她的新法，以致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称。

制棉业逐渐兴旺起来，甚至乌泥径附近一千多户靠棉织技术谋生的居民，生活水乎都比过去显著提高了。

黄道婆的一生刻苦学习研究、辛勤劳动实践，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她的业绩在我国纺织史上灿然发光。

人民热爱她、崇敬她，在她逝世的时候，大家怀着悲痛心情，纷纷捐资把她安葬在上海县曹行乡。

上海群众曾不断地为她兴立祠庙，其中规模宏大的先棉祠，每年四月黄道婆的诞辰，都有人接踵赶来致祭。

多少年来，人们感念黄道婆的歌谣，一直传颂不止：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

筒子两匹布。

（三）邢宥

邢宥是现海南省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人，明代的政治家、学者。

小时候就聪明异常，五岁读《三字经》，日记数十言；10岁作《勉学诗》，初露他已具治国齐家之志。

入乡校时，每次月试季考均名列前茅。

十四岁补文昌弟子员，26岁乡试中举，正统十三年（1448）年，登二甲进士第。

邢宥一生为国为民，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在政治上有很大的作为，在学问上也有很高的造诣。

他一生中非常喜欢读书写作，对书法也有一定的研究。

著作有《湄丘集》传世，对于海南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将其同海瑞、丘浚誉为海南三贤。

邢宥为官时一直以善断疑案而著称，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他担任监察御史时，正逢太监王振家出事被抄家。

当时有人诬告王振的家人孙太安藏匿钱财，牵连20多人被捕。

朝廷特派邢宥与锦衣卫官于信审理此案。

于信主张立即没收孙家财产，并横蛮地威胁说：“不然，马上会大祸临头。”邢宥沉着果断，秉公办事，经过多方稠密查核，证实该案纯属伪造，从而挽救了数十个民众的性命。

赢得当地人民拍手称颂。

景泰二年（1451年），邢宥出访福建，当地官员抓了几十个违禁入海的人，被判死刑。

临刑时，犯人大声痛哭，并喊冤枉，冤屈痛哭之声震天动地。

邢宥怀疑这个案子可能是疑案，便下令缓期执行。

经过一月查究，果然抓获真盗。

挽救了这批无辜的人。

邢宥还非常善于谋兵用计。

景泰五年（1454年），邢宥出巡辽东，发现沈阳军官中有50多人偷盗官府储藏的物资。

邢宥考虑到沈阳三面受敌，如果对这些犯错误的军官都从严惩处，一旦敌人侵犯，将无人带兵守城。

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只罢黜为首的两名军官，罚其余的守城，城守得好，立功者可以赎罪、受奖。

没有多久，敌人果然侵扰沈阳，这50多名受从宽处理的军官英勇杀敌，护城立功，使沈阳化险为夷。

邢宥44岁的时候，被提升为浙江台州知府。

台州的民事案件虽然很多，但邢宥都不厌其烦，细致地一一缘情据理，加以断处，使得民众信服。

邢宥居台州一共4年，回京时，有人诬告“台民争持金帛数百里外赆”送邢宥，至使被降为晋江（在福建，明代为泉州府治所县城）县令。

赴任不到三个月，便得到赦免，“宪宗复其职，改知苏州”。

当时的苏州，“田赋甲天下，丁役杂办视他郡倍蓰焉”，因此有“妄宗揽纳秋赋，置之法，得其脏万缗，以堤沙河，甓官道”。

在苏州任职的时候，时逢苏州大水，“到处都是饥民，邢宥还没有向上禀奏，便开粮赈灾，救了40余万灾民。

一些同样为官的人对邢宥这种专擅的是做法深表忧虑，但邢宥颇不以为然，毅然说道：“民命危在旦夕，如果等待呈报批准才开仓救济，那就来不及了。

专擅之罪，我一人担当。”邢宥的行为，得到当朝皇帝明宪宗的理解，对他“赐勒褒奖”。

苏州民众对邢宥更是赞颂不已。

因为邢宥素来廉政为民，严而不苛，所以被宋杰向朝廷推荐，提升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

成化二年秋，又被提拔为都察院左御史，巡抚南畿，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喜湖抗三府粮储。

邢宥在任期间，经常“询官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枉奸宄，抑豪右，事无微钜，靡不悉心”。

据《明史》记载，邢宥罢黜不称职的属吏共170余人。

同年冬季，邢宥兼理两浙盐政，“法罪伪造”。

后来，邢宥正式向朝廷请求辞官，经再三请求，皇帝才批准了他。

邢宥辞官后，回到故乡文昌市水吼村，在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湄邱草亭”，以读书写作自娱，因此自号“湄邱道人”。

虽到晚年，仍手不释卷，“足迹未尝至城市”，著有“湄邱集”十卷，今存二卷。

对邢宥的著作，海南明代大诗人、大学问家丘浚评道：“诗文虽少作，然作必有意趣，不为无益之语，字画亦遒美有法”。

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五月二十日，邢宥寿终正寝，享年65岁。

邢宥病逝后的第

二年，宪宗命礼部备牲仪，翰林院撰文，遣官谕祭葬于铜斗山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