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打工的范文
农村年轻人员外出打工论文
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是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南郑县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大县,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农村发展党员难成为困扰基层组织建设的一大难题,直接影响了党在农村执政能力的发挥。因此,加快培养优秀的农村外出打工青年入党,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笔者深入全县30个乡镇,对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进行了专项调研。 一、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现状 南郑县总人口5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7万人,外出打工青年近10万人,95%以上是农村青壮年。
2010年,全县新发展农村党员343人,涉及226个村(全县495个行政村),发展村仅占46%。由于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经商,出现了入党对象难找、难培养现象,造成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萎缩局面。
据调查,南郑县农村35岁以下的农民86%的选择了外出打工,个别村35岁以下的劳动力全部外出。75%的村级党组织不同程度存在着班子成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工作方式简单等突出问题,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亟待增强,社会事务管理能力亟待提高。
二、农村外出务人员中发展党员难的原因 (一)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主观心理原因。一是缺乏共产主义理想,不愿入党。
如有的价值观念偏差,共产主义信念淡薄,认为讲理想,讲奉献,不如面对现实讲实惠;有的认为共产主义遥远,当党员规矩多、活动多、会议多、不自由,受约束,影响致富。二是对党认识片面,不想入党。
他们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看不惯,把少数党员和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现象,看成是党组织的整体问题,把特殊理解为普遍,逐渐淡化了入党愿望。 (二)基层党组织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一些基层党组织忽视发展农村外出打工青年入党工作,存在重要求入党时间长短、轻现实思想表现,重视个人资历、轻视工作能力的倾向,重经济、轻党建,忽视发展党员的倾向仍然存在。 (三)发展程序上存在“联系难、培养难、表决难”问题。
外出打工青年流动频率快且跨度大,很难掌握他们的信息,导致外出后村级组织难联系;外出打工青年常年在外,基层党组织对他们教育培训的时间和内容非常有限,达不到组织要求;一些农村党员发展对象培养成熟后,因为有的常年在外,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存在着“表决难”问题。 (四)个别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党员的作用发挥难到位。
一方面由于部分基层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三力”作用,党组织对外出打工青年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个别党员不勤政廉洁,“公仆”形象差,不为群众办实事。
影响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组织的吸引力。 三、破解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难题的思路和方法 在严格坚持《党章》和发展党员“16字”方针的前提下,从加强组织保障,完善运行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入手,全力破解在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的诸多难题。
(一)提高思想认识,夯实领导责任是前提。一是各级组织部门和基层党委、党支部在抓农村党员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对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的思想认识,准确定位农村党员发展的重点。
同时要转变观念,拓宽视野,制定计划,把工作重心放在外出打工青年身上,培养和发展农村党员的重点应锁定在外出打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夯实责任措施。
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作为农村外出打工优秀青年入党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要把此项工作列入党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县、乡、村三级必须层层签订责任书,夯实乡镇党委书记直接责任人和村支部书记具体责任人的责任,党委和支部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都要联系到村、到组、到户。
要将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作为考核乡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重要条件和依据,把发展优秀外出打工青年入党情况纳入村党支部年度工作目标。 (二)完善运行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是重点。
针对在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程序上“联系难、培养难、表决难”问题,结合南郑实际和外县典型经验,应大力实施“一二三”工作法:“一”即坚持以流出地党组织一方为主,县、乡、村、驻外党组织“四级联动”的模式开展工作。同时,成立在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委员会,即外工委。
外工委向打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派出驻外工作站或党建指导员,根据实际情况,工作站可由外出打工工会或商会履行职能。南郑在在方面的实践已取得了成效,如新集镇在全镇外出打工青年集中的西安市组建了商会,镇党委还专门派出党建指导员,组建了驻西安商会临时党支部,与西安莲湖区委组织部共同加强对该镇在西安的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二”即实行两地培养考察。一方面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经常性主动沟通,获得流入地支持。
另一方面,发挥驻外工作站和党支部作用,积极为外出打工青年提供信息、办证、维权、创业等服务,引导外出打工青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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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 [人力资源管理论文]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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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年轻人员外出打工论文
农村发展党员工作是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南郑县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大县,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农村发展党员难成为困扰基层组织建设的一大难题,直接影响了党在农村执政能力的发挥。因此,加快培养优秀的农村外出打工青年入党,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笔者深入全县30个乡镇,对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进行了专项调研。 一、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的现状 南郑县总人口55.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7万人,外出打工青年近10万人,95%以上是农村青壮年。
2010年,全县新发展农村党员343人,涉及226个村(全县495个行政村),发展村仅占46%。由于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经商,出现了入党对象难找、难培养现象,造成入党积极分子队伍萎缩局面。
据调查,南郑县农村35岁以下的农民86%的选择了外出打工,个别村35岁以下的劳动力全部外出。75%的村级党组织不同程度存在着班子成员年龄老化,后继乏人,工作方式简单等突出问题,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亟待增强,社会事务管理能力亟待提高。
二、农村外出务人员中发展党员难的原因 (一)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主观心理原因。一是缺乏共产主义理想,不愿入党。
如有的价值观念偏差,共产主义信念淡薄,认为讲理想,讲奉献,不如面对现实讲实惠;有的认为共产主义遥远,当党员规矩多、活动多、会议多、不自由,受约束,影响致富。二是对党认识片面,不想入党。
他们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看不惯,把少数党员和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现象,看成是党组织的整体问题,把特殊理解为普遍,逐渐淡化了入党愿望。 (二)基层党组织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一些基层党组织忽视发展农村外出打工青年入党工作,存在重要求入党时间长短、轻现实思想表现,重视个人资历、轻视工作能力的倾向,重经济、轻党建,忽视发展党员的倾向仍然存在。 (三)发展程序上存在“联系难、培养难、表决难”问题。
外出打工青年流动频率快且跨度大,很难掌握他们的信息,导致外出后村级组织难联系;外出打工青年常年在外,基层党组织对他们教育培训的时间和内容非常有限,达不到组织要求;一些农村党员发展对象培养成熟后,因为有的常年在外,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存在着“表决难”问题。 (四)个别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弱化,党员的作用发挥难到位。
一方面由于部分基层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三力”作用,党组织对外出打工青年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个别党员不勤政廉洁,“公仆”形象差,不为群众办实事。
影响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组织的吸引力。 三、破解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难题的思路和方法 在严格坚持《党章》和发展党员“16字”方针的前提下,从加强组织保障,完善运行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入手,全力破解在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的诸多难题。
(一)提高思想认识,夯实领导责任是前提。一是各级组织部门和基层党委、党支部在抓农村党员发展过程中,要提高对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的思想认识,准确定位农村党员发展的重点。
同时要转变观念,拓宽视野,制定计划,把工作重心放在外出打工青年身上,培养和发展农村党员的重点应锁定在外出打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二是加强组织领导,夯实责任措施。
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作为农村外出打工优秀青年入党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要把此项工作列入党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县、乡、村三级必须层层签订责任书,夯实乡镇党委书记直接责任人和村支部书记具体责任人的责任,党委和支部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都要联系到村、到组、到户。
要将农村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作为考核乡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重要条件和依据,把发展优秀外出打工青年入党情况纳入村党支部年度工作目标。 (二)完善运行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是重点。
针对在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程序上“联系难、培养难、表决难”问题,结合南郑实际和外县典型经验,应大力实施“一二三”工作法:“一”即坚持以流出地党组织一方为主,县、乡、村、驻外党组织“四级联动”的模式开展工作。同时,成立在外出打工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委员会,即外工委。
外工委向打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派出驻外工作站或党建指导员,根据实际情况,工作站可由外出打工工会或商会履行职能。南郑在在方面的实践已取得了成效,如新集镇在全镇外出打工青年集中的西安市组建了商会,镇党委还专门派出党建指导员,组建了驻西安商会临时党支部,与西安莲湖区委组织部共同加强对该镇在西安的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二”即实行两地培养考察。一方面流出地与流入地党组织经常性主动沟通,获得流入地支持。
另一方面,发挥驻外工作站和党支部作用,积极为外出打工青年提供信息、办证、维权、创业等服务,引导外出打工青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三”即通过建立“三个信息库”、。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特点,比如劳动力剩余情况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1.兼业性。
我国绝大部分已从事非农产业 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脱离农业,他们或者离土不离 乡,或者离乡不离土。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转 入非农产业的农民,有86.4%没有退出承包地,只有13.6%完全转出或部分转出承包地。
2.自发性。由于信息不灵,农村劳动力市场 尚不健全,外出打工的农民基本上是自发性的。
调查显示,90%左右的人外出没有政府等有关部门和职业介绍部门的参与,他们大多是通过已在外地打 工的亲戚朋友的介绍,或者在别人的示范下盲目加入了打工者的队伍。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自发自流的农民占流动农民总数的70%左右。
3.流动性。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壁垒尚未完全取消,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落户城镇显得不现实。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制约与城乡居民间社会福利及保障不平等决定了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大多只能以所谓“流动人口”的形态存在。 4.波动性。
20多年来,由于受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规模和速度均表现为明显的波动性。其一,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主要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渠道转移。
其二,90年代后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激活内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乡镇企业转移的主渠道逐步向加速城镇化建设、建立要素市场和扩大基础设施、治理生态环境等多渠道转移。特别是随着城市改革步伐的加快,难以数计的民工大军开始掀起“百万民工下珠江”、“百万民工人上海”的涛涛大潮,到1997年,民工占到了京、沪、穗等大城市实际人口的1/3或1/4,而在某些城市实际人口竟高出常住人口5倍多。
其三,近年来由于受城市就业形势的恶化、下岗工人急剧增加,以及城市对农民进城务工种种措施出台,城市企业使用农村劳动力的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廉价优势相对减弱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较差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择业也越来越困难,导致了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一定回流。 5.与流出地相比,青壮年、受教育程度高者是转移的主体。
据有关资料显示,一方面15—49岁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占流动人口的69.9%。相比之下,农村常住人口中15—49岁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占54.3%,低于流动人口15.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按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计算,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52.2%,其次是小学为24.2%。高中以上占13.3%,不识字的占10.3%。
而流出地的农村常住人口初中文化程度为36.9%,小学为38.2%,高中以上占5.7%,不识字的占19.2%。两者相比,流动人口文化水平高出农村常住人口许多。
6.从业艰苦性。在就业岗位问题上,农村进城劳动力进入的大多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一般来说,农村进城劳动力所处的工作岗位具有工作环境差、职业声望低、工资收入低的特点,例如建筑工人、城市保洁员、非技术工人等。
还有相当多的外来人口自己摆摊开店,从事商业、餐饮、服务、缝纫等“辛苦”的服务性劳动。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引导。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主要归咎于缺乏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引导。尽管我国已有了一些中介服务组织,政府也在加强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功能,但从总体上来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市场障碍仍然十分严重,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分割、信息闭塞、组织化程度低。
因此必须加速培育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2.制度性制约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已达到一定规模,但比起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仍然非常少,况且目前绝大部分在非农领域停留的农村劳动力仍处于“漂泊”状态。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标志应是:第一,拥有城镇户口并在城镇居住;第二,脱离农业并在城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的范围。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多没有割断农业的脐带,不能算是真正的转移。因此现在流行的以“流动人口”、“民工”、“两栖部队”等来称谓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倒是更贴切。
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彻底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根本因素是制度性制约:首先,传统的户籍制度壁垒使农民望城兴叹。其二,土地制度制约。
农村家庭承包制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农地制度创新在中国改革开放及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曾写下了光辉的一笔,但是,这种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与家庭分散经营层次相结合的模式在新时期已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它对引导农民进城,从而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表现出制度上的严重滞后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心切,由乡镇政府出面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强迫农民交出土地承包权的做法令农民很反感。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影响农民参与城市化建设的积极性。其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落后。
农民一方面向往城镇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土地,其矛盾心理的实质是担心一旦放弃土地进城,万一站不住脚,或者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连退路都没有。
社会调查报告范文(主题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
哥们,我今年的寒假作业也是这个,给你一篇范文吧。
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资源,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中最根本的制度。随着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山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幅增加,各地由此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土地使用分散、闲置、流动性差,甚至出现了抛荒现象,这一问题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制约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经营的主要障碍。
正确认识我县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发展规模经营,是当前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我县土地流转的现状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县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在全县农村开展了“规范、有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以完善、土地流转合同,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制度,完善合同档案管理为目的,着力抓好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排查问题、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整改和建章立制几个阶段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土地流转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截止6月底止,全县已承包耕地面积18.8万亩,占耕地的97.4%;承包农户3.78万户,占总农户的99.7%;签订土地承包合同3.6万份,合同签订率在95%以上,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78万本。
全县土地流转面积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7%,流转户1.18万户,其中流出户7238户,流入户4619户,全县补签合同近3万份,合同一式四份,登记和签订率达96%。 二、土地流转工作成效 抓好土地流转工作,对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起了积极作用。
1、规范了土地流转合同,干部群众满意。自发流转存在着合同不规范,协议不完善,缺乏法律约束等问题,在土地流转工作中我县按照省农业厅统一式样的合同文本,规范了土地流转合同,并对过去存在的口头协议,不规范合同重新进行了补签,规范建档,消除了以往土地流转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使外出打工的走得放心,租田的农户种得称心,乡村干部也可以抽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解决其它问题。
2、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土地流转,会手艺、头脑活,善经营的农民更多地离家外出打工,或到城镇经商置业,就近服务于二、三产业。
据统计,土地流转后全县乡(镇)外出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5000人,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活跃和繁荣了城乡经济,加快了小城镇建设步伐。 3、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开始出现两种趋向:一是农户之间转包开始向租赁大户成片租赁发展;二是耕地流转发展到林地和“四荒”经营权流转,由单一的种粮向水果、蔬菜、花卉等高效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发展。全县3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达70多户,总面积4000亩以上,有力促进了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使耕者有其田,能者尽其能,智者尽其智,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粮食生产向规模化、产业化、企业化方向发展。
4、加快了现代农业的进程。土地流转后,种植大户都渴望新技术、新品种,以提高产量、提高效益。
农业机械得到更广泛的运用。今年机械使用量大增,今年1—6月份,全县新增耕整机32台,插秧机8台,抛秧机2台,便型拖拉机22台,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5、建立了土地流转机制。全县各乡镇、村按照“规范、有序”的要求,全面建立起了土地流转档案,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明确了规章制度。
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作为管理机构,做到村有档案,乡有备案,配备专人分管档案工作。摸索总结了四种流转形式。
即:土地出租、土地转让、土地转包、土地互换,为今后土地流转工作步入经常化、规范化轨道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三、存在的问题 l、法律意识较淡薄。
表现在:一些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法律、法规认识度低,知道有《土地承包法》的多,但通读过全文了解精神的不多,有的土地流转未经村委会同意或备案,有的认为签不签合同不重要,以口头协议代替合同,有的流转后再签合同,埋藏下矛盾纠纷隐患;土地承包工作中,仍有一些村组干部对党的土地承包政策和法规领会不够,为解决人地矛盾,搞“几年一调”,土地打乱重分,给土地流转造成了困难和障碍。 2、个别乡(镇)和村组干部对流转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还没有走出过去“要钱”、“要粮”的旧的工作模式。认为土地流转是农民自己之间的事,无须政府插手,而且土地流转工作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矛盾多、难度大,没有直接经济收入,有为难、怕难情绪。
有的抱应付态度,导致乡村干部沉不下去,责任不到位,工作难落实。 3、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匮乏,流转机制不完善。
虽然有的地方成立了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但总体上仍不能适应需要,缺少一个由下至上、网络化、多功能的中介服务体系。由于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欠完善,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流动受阻,信息辐射面狭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的程度、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土地流转的成本,造成“有买找不到卖,有卖找不到买”的局面,并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区域范围。
从流转机制看,流转形式单一,程序不规范。有的地方即使签订合同也存在手续不规范、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