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后期的诗词

1.苏轼晚期创作的诗词有那些

熙宁九年（1076）四十岁。在密州。中秋夜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十月王安石再罢相

熙宁十年（1077）四十一岁。在徐州治水。

神宗元丰元年（1078）四十二岁。在徐州先后作《阳关曲》三首。十月作《永遇乐》（“明月如霜”）

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在徐州，正月游桓山，使道士戴日祥弹雷琴。二月作《月夜与客吹洞箫饮酒杏花下》。七月在湖州，“乌台诗案”事发入狱，年出狱贬黄州。

元丰三年（1080）四十四岁。在黄州。十二月游欧阳院鉴赏出土编钟。

元丰四年（1081）四十五岁。在黄州。垦耕东坡，始号东坡居士。三月记写山歌演唱情况。六月彦正判官送琴，令侍者快弄数曲，并作《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同月陈季常诣访，出琴弹琴，并书《杂书琴事》、《杂书琴曲》赠之。作《瑶池燕·闺怨》。冬至日安节侄访，饮酒使作《黄钟凉州》，令小童快舞一曲。

元丰五年（1082）四十六岁。在黄州。二月作《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歌之。三月以陶潜《归去来辞》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作般涉调《哨遍》，释耒扣牛角为节，歌于东坡。七月泛舟赤壁，扣舷而歌，杨世昌吹洞箫，倚歌而和。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九月作《临江仙·夜归临皋》。十二月作《李委吹笛》。

元丰七年（1084）四十八岁。三月改贬汝州。冬过临淮，作《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记子微太白之事，倚其声而歌之。

元丰八年（1085）四十九岁。二月改贬常州。六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还朝。三月神宗卒，哲宗立。

哲宗元佑元年（1086）五十岁二月司马光任左相，旧派复起。四月王安石卒，九月司马光卒，文彦博继左相。

元佑二年（1087）五十一岁。在汴京。春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四月在章质夫家听琵琶，取韩愈词隐括作《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十二月作张益老十二琴铭。

元佑三年（1088）五十二岁。在汴京。范镇新律成，奏乐宫廷，作《延和殿奏新乐赋》范镇卒

元佑四年（1089）五十三岁。九月在杭州听贤师琴，并书《欧阳修赠李师琴诗》赠贤师。十一月王箴赠拍板。

元佑五年（1090）五十四岁。在杭州浚西湖，筑长堤。十二月作《书林道人论琴棋》。作《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

绍圣元年（1094）五月与晁补之饮别汴上，自歌《阳关曲》。八月改贬惠州。十余人贬岭南

绍圣四年（1097）六十一岁。四月改贬琼州。

哲宗元符三年（1100）六十五岁。四月改贬廉州。七、八月作《和曹子方咏茅庵横琴图》、《欧阳晦夫惠琴枕》。十月在广州观王进叔琴、画、论琴，并作《书王进叔所蓄琴》。正月哲宗卒，徽宗立。旧派三十余人赦归复官，变法派被逐。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十六岁。北还途中，卒于常州。

2.黄庭坚与苏轼的诗词方面的成就是都是在晚期么

前人论宋代诗词，每以苏黄并称。苏轼气象阔大，如长江大河，见起涛涌，自成奇观；黄庭坚气象森严，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艺术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黄庭坚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苏轼相比，因为他的诗虽能屏除陈言滥调，形成一种以生新瘦硬为其特征的风格，但仍无法掩盖他生活内容的空虚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苏轼少年立志，二十一岁随父入京，随即就名噪一时，颇有文名，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在晚年被贬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他旷达的文风开创了豪放派的先河。

黄庭坚的诗歌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特别重视篇章布局和句法结构的出奇变化，讲究字眼的锤炼，喜欢通过奇特的意象、新颖的比喻和使事用典，押险韵，作拗律，出硬语，形成一种峭拔生新的艺术效果，骨气森然而又有令人回想的韵味。在他的诗歌中，宋诗的典型特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富于理趣等都有突出表现，又往往通过其独特的艺术手法而显示出独特的个性风貌。在篇章布局上，或回旋曲折，或一气流转，不拘一格而各有新意

黄庭坚作早期的创作缘于学习杜甫、柳永，开创了比较生硬奇险的江西诗派，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虽然奠定他文学成就的江西诗风在前期就已经定型，但是他晚年作品超脱尘俗，晚年的诗风逐步克服了前期的缺点，体现出归真返朴的倾向。求新求变的精神在晚期黄诗中仍有所体现，但随着诗人阅历的加深和修养的提高，已渐渐达到炉火纯青、形迹尽泯的境界。用黄庭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平淡而山高水深”达到了他艺术上的最高峰。充分显示出他的不满现实，希望超脱尘俗的精神境界。

3.苏轼乌台诗案前后的诗

附网上文章（摘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

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

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

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

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些作品虽然在。

4.苏轼的生平及经典诗句

人物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二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一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

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大儿子，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嘉佑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

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

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元佑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

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

作为杰出的词人，开辟了豪放词风，同杰出词人辛弃疾并称为“苏辛”。在诗歌上，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的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

在书法方面成就极大，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苏轼生平】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苏轼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俗话说：“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乌台诗案】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

5.苏轼与他的诗词

苏轼憾悟自题生平

心似已灰之木，心如死灰，

身如不系之舟。平生坎坷，

问汝平生功业，官场失意，

黄州惠州儋州。一贬再贬。

苏轼在海南岛儋州获赦回归路过润州时，曾同表弟程德儒同游金山，见山上有一幅自己壮年时的画像，目睹相貌英姿焕发的昔年，对比如今的两鬓飞霜，不胜感慨万千，随即在原肖像旁书写了这首六言绝句，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评价，读之令人握腕惋惜慨叹不止。

苏轼的思想根源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世间人不是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沉江，贾谊泪逝，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翰墨抒怀。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等。

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了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以及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成为其诗词特点的主要源头。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挫折采取超然旷达的态度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言：“进退得丧，齐齐久矣，皆不足道。”而对于国家、人民的忠爱之心，则是始终执著，没有改变的。所以只要回到朝廷去，他应该说什么正直的话，还照样说。经过多少危苦患难，仍然是那样忠直。苦难铸就了苏轼伟大的人格。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但在艺术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十一岁中进士，之后仕途多难，走过了一条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苏轼历尽苦难，终于成为一代文豪。元丰末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他升为翰林学士时曾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淡泊名利的品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着人生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这都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在了他终身不懈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

总之，苏轼以自己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的风格和特点以及词学主张和成功实践，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开一代词风，革新诗作，在艺术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一代文豪，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巨大的文学财富，其思想性格也深深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作为我们民族土壤里长就的一棵参天大树，其文学遗产，不仅承续着历史，滋润着现代，也必将泽惠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