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怎样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首先要实现创新文化的复兴。

这就需要培育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和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文 化，让创新的血液在全社会流动起来。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摒弃物质至上、保守主义、中庸之道等惯性思维和“枪打出头鸟”等落后思想，营造自由、进取、宽松、和谐的氛围。

既要敢为天下先，敢于打破传统、颠覆前人，又要善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 明成果。在科学研究中要树立理性思维、批判思维，倡导科学 民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提倡淡泊名利、追求卓越，破除 论资排辈、门户之见、头衔崇拜等，以真才实学论英雄。

全社 会都要用科学精神武装头脑、反对迷信，弘扬科学的“真善美”。

2.王希明：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谈到古诗词，很多人会思考一个问题：古诗词鉴赏有没有标准答案？ 在笔者看来，确定的特别是知识性的问题，自然有标准答案。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古诗词的内蕴是否具有确定性，所引起的审美接受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虽然，个体由诗歌文本而起的想象，只能从个体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积淀中来，接受者的审美趣味不同，审美经验也不同，生活的经历具有个体性，所以诗歌鉴赏必然具有极强的个体性。

但是，有些古诗词内容确定，情感是类型化的，故此其意蕴还是具有相对确定的特点。比如，辛弃疾的一些反映报国无门之情的词。

这类诗词，不管鉴赏者是谁，可以都会引起唤起类似的情感。这些诗词的鉴赏，大致来讲，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

但是对更多的古诗词来说，情况却非如此。一则，有的文本天然具有模糊性。

比如李商隐的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作者要表达的情境也许是确定的，传达的情绪也是确定的。但是，呈现在读者前的文本非常模糊，情感通过比兴象征来传达，读者只能大致感觉其中情绪的流淌，而无法真正具体落实。

这样的诗，是无法给出标准解读的。所以，金元之际的诗人元好问要感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对于这一类的诗词，在意蕴方面，要寻求确定的答案，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多是在知识性的比如典故，技术性的比如手法的层面提出问题，来寻求确定的答案。

古诗词作为高度凝练的语言材料，其中含有大量的省略，有“言不尽意”之处。而汉语语法相对自由，比较起词形有变化 （比如因过去时将来时等时态而不同） 的语言，汉语缺乏词形的变化。

语言的特点增加了诗歌的多义性，使多种解读可以并存。比如，通行本 《诗经》 的第一篇《关雎》，最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底是既定事实，还是主人公“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际的幻想，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仅仅是黄粱一梦，其实是无法断定的。

这种诗译成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就会被迫挑选其中一种。比如这一句，英国著名汉学家Arthur Waley译为“Shy is this noble lady/With gong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这是将来时，结果未 卜；而学者辜正坤则译为“The lovely girl is slenderly tall/With bells and drums he wins her after all”，宣称男主角最终赢得了淑女的芳心。

这种诗如果保留其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则可以大大增加阅读乐趣。如唐代诗人皇甫松的 《采莲子》：“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末二句的主语省略，根本无从判断是谁抛莲子，也无法判断要被人知的“人”是谁。

发挥想象，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种情形：（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被她看的少年） 知半日羞。（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采莲的其他女子） 知半日羞。

（采莲少女）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路边经过的行人） 知半日羞。（采莲少女的同伴） 无端隔水抛莲子，（少女发现自己） 遥被人 （自己同伴） 知 （自己贪看少年） 半日羞。

（采莲少女的同伴）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少年） 知半日羞。事实上，不管采取哪种作为标准答案，都是对这首诗趣味和美感的一种戕害。

可能有人觉得，因为古今时移世易，不管物质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导致我们对古诗词的误读，古诗词在古代应该是可以找出准确的“标准解读”的。实际上，标准答案可能压根就不曾存在过。

相当一部分诗，不但有多种解法，而最为时人接受的解读方式也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还以 《关雎》为例。

这首诗，汉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 《毛诗序》“后妃之德”说，具体讲是贤德不妒，后世孔颖达 《毛诗正义》、朱熹 《诗集传》 等无不赞同。此外还有 《毛诗正义》 后妃“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之说等等。

明清以来，学者多另倡新说，如崔述 《读风偶识》 认定此诗是写“君子自求良配”。对于这些说法，现当代学者多不信服，纷纷认定这是一首恋歌。

像余冠英广为流传的 《诗经选》 中就判定此诗是写男女恋情。这样的一首诗，如果要提供标准答案，出题者是要提供古时最权威的“后妃之德”说呢，还是提供如今的恋情说？ 如果说符合本意才是标准答案，放在 《诗经》 的解读史中考察，后者未必就比前者更符合作者本意。

更深一层说，甚至连那些明显的误读都未必没有价值。20世纪有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英美新批评就专注于文本的语义分析，认为作品可以独立自足。

照此说来，哪怕是不符合作者本义，只要是文本可以衍生出这种解释，就可以认可。而我们本民族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甚至还有着悠久的“误读”传统。

春秋时期赋诗言志，采用的方法便是 《左传》 中所言“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孤立地抽取 《诗经》 中的一章甚至几句或一句，来结合眼前情境，并不管本义如何。比如 《左传》 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想要联合鲁共讨郑国，就赋 《摽有梅》，此诗原义是女子盼望男子及时求婚，这里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