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阐述苏轼对传统词的创新

苏轼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天才作家。

他以豁达的襟怀、渊博的学识，挥动如椽扛鼎笔，涌出惊天动地文。放笔快意，一泻千里，苏轼的词更为后人称道。

他的笔触及婉约、豪放、清旷词等各领域，对前人继承的同时，更多的是创新，一改宋初文坛上浮靡绮丽的文风。 在西方，“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为“雕刻刀”，后引申出比喻意。

在文学活动中，则通常指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我国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之说，概括地指明作品的风格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

反之其创作个性和风度也影响文风的形成。首先对风格一词作一个界定，对讨论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有所裨益。

东坡无疑是词坛的大手笔，他将词的内容，由先前狭隘的儿女艳科，扩展到咏史、说理、怀古、谈玄、感时伤事，旁及山水田园，真正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的题材既然牢牢配合了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在风格上也是多样的。

他既能豪放高旷，又能清丽韶秀。所以针对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不能一言而蔽之，否则会犯以偏概全之误。

而应对词中不同类型与传统词进行观照来寻找对传统的创新。当然哪种词风领导主流，要看这一类型词在词人创作中的数量、地位、价值等。

所以本文试从农村词、咏物词两种题材和婉约、豪放两种词风角度来阐述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问题，同时兼及出现突破的缘由。这样更能凸现苏轼词风的整合化与多样化。

苏轼把词的题材领域扩大到农村，写农民的生活和劳动，在作者之前还很少出现过。农村词是苏轼的一大开拓，它的出现，为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词在产生之初有不少隐逸之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但所写的田园风光充满士大夫情趣，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苏轼为官徐州，作《浣溪沙》五首。

这组词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农村风貌，文笔清丽，宛若一幅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风俗画。苏轼农村词中展现了农村风光，描绘了农村各色人等，如野老、田夫、村童，重要的是苏轼词中出现了农村妇女的形象，这在古典诗词特别是农村词中是一种创新。

苏轼《浣溪沙》词曰：“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此处“络丝娘”既指虫，也双关缫丝的妇女，从侧面反映了初夏农村的生活及情趣。

“层层”言作物茂盛，“光”言叶片滋润有光泽。词从视觉、嗅觉、听觉勾出一幅蚕熟季节的农村风俗人情画。

又如《浣溪沙》（其四）先摄取了夏季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绘成一幅恬淡和谐的图画。后写羁旅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酒困寻水，全词有景有人，由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

语言浅白易懂，脱口而出，风趣天成。 东坡在文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开创，这种革新的精神，同样体现在他对咏物词的创作上。

除去一般性的继承传统外，比如词采用赋的手法。如柳永的《观海潮·东南形胜》全词铺陈夸张，融山水盛况与都市豪华于一体。

但这样的佳作毕竟少数。这种手法在前人那里更多易于流弊。

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忽视了赋与词两种文体的差别，只是一味的描摹外物，而没有渗透进自己的感情。采用赋的手法容易造成词在有限的空间中大量铺陈物象，排比词藻、堆砌名物，通过增加知觉空间密集度的办法来凸显空间。

尽管这样有其心理学的依据：那就是一个内部充满密集的点的实心圆，比一个空白的圆在同一个白色基底上显得更为突出和引人注目。这种写法片面强调了“赋者，铺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忽略了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另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体物写志”。

苏轼在咏物词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体物”——细致的描摹物态，“写志”——寄托内心的情态。

由物及心，心物交通是咏物篇的最高境界。在初期的咏物词中，“体物”和“写志”均未达到上乘。

然而在婉约词中，不少咏叹佳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视为特殊的咏物之作。“体物”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

比如张先的《浣溪沙》：“水满池塘花满枝，乱香深里语黄鹂。东风吹软弄帘帏。

日正常时春梦短，燕交飞处柳烟低，玉窗红子斗茶时。”“体物”者只是类型化的描绘物之外形，“写志”这描写的亦是类型化的志趣。

又如欧阳修《玉楼春·子规》，这里所咏的子规，只是一个寓意的载体，所写的情也是类型化的闺中怨情，与欧阳修本人性情是不相涉的。其他词人如晏殊、柳永，不多的咏物词也是这种形态。

直至东坡，才将“体物”与“言志”发挥到很高的水平，使咏物词有了更大的写作空间。比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最工”。

可见一代国学大师对苏轼的评价之高。在一般人所写的咏物词中，玩弄词藻，内容空洞、重复，如前所述的采用赋的手法通病一致。

二、苏轼词艺术的创新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他的诗、文、词都有高深的造诣，尤其是他创作的词更是开一代新风，雄视百代，影响深远。

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明确道出了苏轼词的艺术创造性及在词史上的伟大意义。

词产生于花间樽前，兴起于歌筵舞席，是娱宾遣兴的工具。晚唐温庭筠和花间词人一开始就奠定了词抒艳情的基调。

虽然五代冯延己、李煜及北宋晏殊、欧阳修对花间词作了小小的反拨，但是直到苏轼词的出现才打破了有史以来“诗庄词媚”的旧框架，突破了狭隘的应歌之作，使词取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成为士大夫们抒发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 苏轼以其挥洒自如、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摆脱传统词的束缚，大胆革新词体，词史上称之为“以诗为词”（1）。

苏轼的“以诗为词”使词在题材内容上冲破“艳科”藩篱，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2）。在手法风格上，和诗一样直抒胸臆，随物赋形，将高远清雄的意境和刚健奔放的风格相结合；在形体声律上，不以应歌合乐为目的，而是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满心而发，恣意抒写。

本文着重谈苏轼词在题材、风格、声律三方面的成就和创新。一 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限制很多，自然无法表露词人的真情实感。

至苏轼，为词注入了自我形象，凡可以入诗的都可以入词，且“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3），表达了自由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他的词多为感事之作，“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放笔快意，挥洒自如，使词的题材范围不再拘泥于晚唐以来描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的绮靡的格套，而是“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一不鼓舞于笔端。”

（叶燮《原诗》卷一） 苏轼词内容丰富，题材开阔，姿态万千。其中有抒写政治抱负的词，如《阳关曲》（受降城下），有缅怀英雄战功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抒发人生感慨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吟唱深厚友情的词，如《满庭芳》（三十三年），有寄寓政治失意的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有表现名花芳独幽的词，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有清新淡远的农村词，如《浣溪沙》五首，有咏物词《水龙吟》（似花还似飞花），有写景词《行香子》（一叶轻舟），另外还有许多谈禅说理、酬赠留别、伤春感时的词作。

比起前人词，苏轼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苏轼从小即有远大的志向，因此在引入新的题材，描写新的主题时突出表现了抒发爱国激情，向往英雄事业，反映人民疾苦的主题。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这些都为南宋辛弃疾、张孝祥等人的爱国词奠定了基础。同时，苏轼也是第一个把农村题材引进词中并真实反映农业生产、同情农民疾苦的词人。

这与他多次遭贬谪，久作地方官是密不可分的。在外任职期间，苏轼深入农村生活，亲身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写出的农村词清新淳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洋溢着真挚的思想感情。

由于仕途坎坷，苏词中借物言志，吊古怀今，表露复杂的心情，带有政治色彩的词作也是随处可见，如《卜算子》中以孤鸿自喻，表达了不愿与世沉浮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暴露了北宋王朝的腐败。这些都是苏轼词在题材上的开拓创新。

虽然苏东坡大胆革新词风，但由于生活的时代及前人词风都对他或多或少有影响，再加上苏轼也是很客观的，他对前人词采取了批判继承的观点。他认为：“虽可喜，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

他虽然反对艳科媚词充斥文坛，他却能以达观的态度看到这些“可鄙”之作中的“可言之处”。如他虽然不满柳词中的淫靡之作，对秦观学柳七变作词而语含讥讽之意，但对柳词中意象高远的特色有独到的赏识。

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由此可见，苏东坡改革词风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婉约艳科词，而是不愿让取悦于人的虚情假意淹没了词人的朴质情感，苏轼追求的是脱口而出，自然天成，追求艺术的真实性，使“所见者真，所知者深”（4）。

这样，苏轼词在其词作的题材内容上就无所局限，情之所至，笔至所到，从根本上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旧传统，大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并提高刷新了词的意境。二 “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如是说，足见苏轼的词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受，可以说苏轼是以豪放词派的开山祖师著称的。

蒋兆兰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以清切婉丽为宗，还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苏东坡之所以在词史上有此等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开一代豪放词风，创立豪放词派，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豪放派作品。

正如姚斯所云：“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感受。

它唤起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姚斯将作品的理解过程当作读者期待视域对象征的过程。

因而这里“豪。

三、苏轼词艺术的创新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他的诗、文、词都有高深的造诣，尤其是他创作的词更是开一代新风，雄视百代，影响深远。

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明确道出了苏轼词的艺术创造性及在词史上的伟大意义。

词产生于花间樽前，兴起于歌筵舞席，是娱宾遣兴的工具。晚唐温庭筠和花间词人一开始就奠定了词抒艳情的基调。

虽然五代冯延己、李煜及北宋晏殊、欧阳修对花间词作了小小的反拨，但是直到苏轼词的出现才打破了有史以来“诗庄词媚”的旧框架，突破了狭隘的应歌之作，使词取得了与诗同等的地位，成为士大夫们抒发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 苏轼以其挥洒自如、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摆脱传统词的束缚，大胆革新词体，词史上称之为“以诗为词”（1）。

苏轼的“以诗为词”使词在题材内容上冲破“艳科”藩篱，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2）。在手法风格上，和诗一样直抒胸臆，随物赋形，将高远清雄的意境和刚健奔放的风格相结合；在形体声律上，不以应歌合乐为目的，而是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满心而发，恣意抒写。

本文着重谈苏轼词在题材、风格、声律三方面的成就和创新。一 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限制很多，自然无法表露词人的真情实感。

至苏轼，为词注入了自我形象，凡可以入诗的都可以入词，且“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3），表达了自由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他的词多为感事之作，“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放笔快意，挥洒自如，使词的题材范围不再拘泥于晚唐以来描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的绮靡的格套，而是“天地万物、嘻笑怒骂，无一不鼓舞于笔端。”

（叶燮《原诗》卷一） 苏轼词内容丰富，题材开阔，姿态万千。其中有抒写政治抱负的词，如《阳关曲》（受降城下），有缅怀英雄战功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抒发人生感慨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有吟唱深厚友情的词，如《满庭芳》（三十三年），有寄寓政治失意的词，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有表现名花芳独幽的词，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有清新淡远的农村词，如《浣溪沙》五首，有咏物词《水龙吟》（似花还似飞花），有写景词《行香子》（一叶轻舟），另外还有许多谈禅说理、酬赠留别、伤春感时的词作。

比起前人词，苏轼使词的创作走向正视现实，面向社会和真实人生的大道，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取材范围。 苏轼从小即有远大的志向，因此在引入新的题材，描写新的主题时突出表现了抒发爱国激情，向往英雄事业，反映人民疾苦的主题。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这些都为南宋辛弃疾、张孝祥等人的爱国词奠定了基础。同时，苏轼也是第一个把农村题材引进词中并真实反映农业生产、同情农民疾苦的词人。

这与他多次遭贬谪，久作地方官是密不可分的。在外任职期间，苏轼深入农村生活，亲身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写出的农村词清新淳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洋溢着真挚的思想感情。

由于仕途坎坷，苏词中借物言志，吊古怀今，表露复杂的心情，带有政治色彩的词作也是随处可见，如《卜算子》中以孤鸿自喻，表达了不愿与世沉浮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暴露了北宋王朝的腐败。这些都是苏轼词在题材上的开拓创新。

虽然苏东坡大胆革新词风，但由于生活的时代及前人词风都对他或多或少有影响，再加上苏轼也是很客观的，他对前人词采取了批判继承的观点。他认为：“虽可喜，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

他虽然反对艳科媚词充斥文坛，他却能以达观的态度看到这些“可鄙”之作中的“可言之处”。如他虽然不满柳词中的淫靡之作，对秦观学柳七变作词而语含讥讽之意，但对柳词中意象高远的特色有独到的赏识。

苏轼的《水龙吟·咏杨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由此可见，苏东坡改革词风的目的并不是消灭婉约艳科词，而是不愿让取悦于人的虚情假意淹没了词人的朴质情感，苏轼追求的是脱口而出，自然天成，追求艺术的真实性，使“所见者真，所知者深”（4）。

这样，苏轼词在其词作的题材内容上就无所局限，情之所至，笔至所到，从根本上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旧传统，大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并提高刷新了词的意境。二 “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如是说，足见苏轼的词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受，可以说苏轼是以豪放词派的开山祖师著称的。

蒋兆兰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以清切婉丽为宗，还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苏东坡之所以在词史上有此等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开一代豪放词风，创立豪放词派，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豪放派作品。

正如姚斯所云：“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可以通过预告，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号，熟悉的特点，或隐蔽的暗示，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感受。

它唤起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姚斯将作品的理解过程当作读者期待视域对象征的过程。

四、苏轼词的艺术风格及其对词的创新

北宋文学巨匠苏轼，不仅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完成者，更是词风转变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他“有意为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震撼了整个北宋文坛，并对后世词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于苏轼是不是这一豪放词人，他有没有创立一个豪放派的问题，学术界早已争论多年。我们先不以 一个“是”或“否”简单地作出过早的结论。

纵观苏轼的三百多首词，全面地、客观地评价苏词，我认为，苏词风格是多姿多采的。苏词豪婉并具，豪婉兼融，相互 渗透，相得益彰。

而不论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都具有相当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苏词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思想意义上都空前扩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五 彩斑斓的北宋生活图景，成为词苑中的一大奇葩，词史上的一大奇观。

一、苏轼的独特贡献 分析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应考察其全部作品，全部风格，也应从中择取最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那部 分作品，并将它置于文学发展的整体系列中去分析、比较和鉴别，看他提供了那些前人和他人所没有的东西，并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要谈苏轼词的艺术风 格，谈苏轼词的豪与婉及其贡献，也应从这方面入手，客观地作出评价。

我们说苏词豪婉并具，究竟词作中何谓豪放，何为婉约？我首先谈我自己的看法。提出苏词没有豪放 之作的论者认为，“豪放”之义，或指浪漫无羁傲视狂横的“品格”、“性格”或是指“狂放挥洒的写作态度”。

这是指人的一种行为而言。而我这里论述的是指作 品的风格而言。

我认为，豪放之词，大都具有雄浑、高古、冲淡、劲健、豪纵、旷达等阳刚之美，婉约之词，大都具有纤秾、典雅、绮丽、含蓄、缜密、委曲等阴柔 之美。这对于历代文人来说，心理上都有此大体相近的体验和感应，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了。

简单地说，“词大体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 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在三百多首的苏词中，大多正是或“词情蕴藉”，或“气象恢宏”或二者兼而有之。

而当我们读罢这三百多首风格各异的词之后，我们会发 现，同前人词及时人词相比，苏轼词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苏轼确实为后人提供了前人或他人所没有的东西。 苏轼以前的词，原来是音乐的附庸，传播与艺伎之口的歌唱文体，历来被视为“小道”、“艳科”， 达官贵人月下娱宾遣兴的工具。

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与诗歌并肩成为正统的文学体裁。到了苏轼之手，词才真正成为可以用来言志述怀的独立抒情文学样式。

凡是前人 写诗用的题材，苏轼都破天荒地写进了他的词中。在他的词中，他不仅言情说爱，念远伤离，亦怀古咏史，游仙登临，以及日月风光、宦情怅触，哲理探讨，禅机参 阅，呈现一派绚丽辉煌的历史画卷。

（4）另外，即使词人从不涉及的农村生活，在他的词中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反映。如元丰元年（1078年）于徐州写的一组农 村词《浣溪沙》。

总之，苏词无所不可，无所不能，使词的题材、内容空前扩大，为充盈花影粉香的词坛吹来一股刚劲的雄风，使词摆脱了“艳科”的樊篱。这是多 么伟大的创举！有论者认为，苏词中写“绮罗香泽”者多达50首，还有大量的咏物婉约词，根本惟没有“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我认为，苏词中的“绮罗香泽”已 与前人柳永们的“绮罗香泽”已大不相同了。温庭筠、晏殊、柳永们的“绮罗香泽”之词，以描写男女之间的相思离别为主要内容，详细描写女性的生活场所，多用 “绣房”、“妆楼”、“青楼”、“楚馆”。

写女性容貌多用“美人”、“佳人”、“玉人”等；写女人身份多用“小蛮”、“秋娘”、“锦儿”等；在苏词中，用 “凌波”、“秋水”、“玉纤”、“眉翠”、“秀靥”等描绘人物局部；用“翠翘”、“彩袖”、“环佩玲珑”、“袅袅春幡”等服饰意象衬托人物的端庄俏丽。这 些“绮罗香泽”之词，表现了当时士大夫文人批风抹月的浪漫生活，也给婉约词的整体“画面”染上绮丽香艳的色泽。

当我们读苏轼的婉约词时，我们会发现他为这 些闺阁绣房致之词赋予了新的意义。苏词描写女性，不是着意于人物风姿的妍美，而是注意发掘人物心灵深处的艺术美，并以之打动读者。

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体现着 词人对人生、对社会的高远见解，给读者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即便是写到人物形象之优美时，苏轼也只用精练传神之笔墨稍加点示，以之引发读者去想象、创造人物 形象的美丽全貌。

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词人重在写少女孤芳高洁的品格，写其貌仅用“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稍加点画。《洞仙歌》（冰肌玉 骨）主要写花蕊夫人对青春易逝的感叹，写其睡态之美也仅用“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欹枕钗横鬓乱”，数语概括描写。

就是柔情满纸的悼亡词《江城子》、《鱼 中花慢》，写亡妻亡妾之美时，同样只用“小轩窗，正梳妆”、“嫩脸羞娥”、“无言无笑”等简约笔墨略加点示。这种力求以恰当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心灵美与相应 的意境美而不额外追求语言之尖新与香艳，极炼如不炼，于本色中见出色，不能说不是婉约词中的巨大突破和创新。

二、词具多种风格的原。

五、关于苏轼的诗词及人格特点

苏轼诗词的特点可以用“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四个词概括苏轼是北宋著名的大文学家。

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

人们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赞美不已。但苏轼何以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学问所致？修养所致？皆非也。

以吾言之：天性如此，乃苏轼真率性情之表现也。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

他的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来说，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的原因来看，则毋宁说是一场性格悲剧。苏轼的“真”，使他心中无所牵挂，胸怀坦荡，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故有此旷达。

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可谓一语中的。

六、苏轼的诗词有何特点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今四川眉山人。

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是一位在文学艺术方面具有高超才能和成就的杰出作家。 他出身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

苏轼因散文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他写的诗歌被尊为“宋诗典范”；他的词，被称为“为词立法”，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和开创之人；他在绘画方面与米沛、李龙眠，并称宋代四大家，擅长画墨竹，其实他的书法也有独特的造诣。 纵观苏轼诗词的特点可以用“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四个词概括。

二、思想根源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世间人不是用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如屈原沉江，贾谊泪逝，陈子昂之“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李白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翰墨抒怀。 陶渊明的诗多有贫病愁苦之叹，以及对仕途郁郁不得志的抱怨。

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颓废；杜甫关心国计民生，但抱负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像《登高》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等。

但苏轼则完全成就了一派豪放天然、飘逸豁达的词风，对人生的富泰穷通充满了谅解，表现出一种“成固欣然，败亦同样有所作为”的胸怀。这应当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新的拓展，表现了人类智慧大大前进了一步。

苏轼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放浪不羁的性格以及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成为其诗词特点的主要源头。 苏轼少年读书时，就能把儒、释、道三家最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到自己的修养当中[1]。

一方面他从小就有坚定的儒家思想志向，即“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苏轼少年时，母亲程氏教其汉书《范谤传》[2]。

范谤是东汉党争时受迫害的一个忠臣，任命为清诏使的时候，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后受迫害时，不苟且偷生，宁愿付出生命，像“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一样。

临别辞母时说：“为儿不孝，没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范母说：“一个人既想成就名节，又想富贵寿考，岂能两全？母亲愿你去完成理想。”

读到这里时，小苏轼发誓自己长大了也要做范谤。苏母说：“你能做范谤，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苏轼曾用“坦荡之怀”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

苏轼每次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回到朝廷上，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不盲从哪一派人物，也不愿随波逐流。因此，才遭受到那么多的贬逐，但其志愿、理想、操行始终一致。

关键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蝇在口，不吐不快”。他的这种狂放性格，势必与“摇手举足，辄有法制”的专制社会发生尖锐矛盾。

据说苏轼很喜欢《庄子》也深受其影响。《庄子·逍遥游》[3]有这样一个比喻：“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这个比喻是描述一种很高的修养。

说是在藐姑射的山上，有一得道真人，肌肤像冰雪样洁白，姿态像处女样美丽，洪水滔天而不会被淹死，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被伤害。——这实际上表达的是道家在精神上自我保全的一种操守。

此外，《庄子·养生主》中还讲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今臣之刀近十九年矣，所解牛数千矣，而刀刃如新发于硎。”这讲的是修养的问题。

而在《庄子·逍遥游》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

南冥东，天池也。”这种高远的、不受拘束的、超远旷达的修养和想象的故事，《庄子》里还讲了很多。

苏轼发现《庄子》正好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苏轼自幼就像佛家所讲的有慧根，像道学家所说的有感悟。

苏轼在幼小读书时就能把儒道两家的最美好的品格和修养融合到自己的修养之中，这是苏轼成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对于自己的苦难挫折采取超然旷达的态度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言：“进退得丧，齐齐久矣，皆不足道。”

而对于国家、人民的忠爱之心，则是始终执著，没有改变的。所以只要回到朝廷去，他应该说什么正直的话，还照样说。

经过多少危苦患难，仍然是那样忠直。苦难铸就了苏轼伟大的人格。

三、艺术成就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但在艺术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十一岁中进士，之后仕途多难，走过了一条曲折艰险的人生道路，苏轼历尽苦难，终于成为一代文豪。

元丰末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他升为翰林学士时曾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淡泊名利的品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着人生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这都取决于他那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