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论文《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辨析——以《诗经》为例》

请采纳二十四节气是我国特有的节气制度，它以约15天为一个节气 。

在二十四节气开创之前，我们国土上有齐国的三十节气的制定方法。它以12天为一个节气段，文本可追溯到《管子幼官》。

但是这种气候基本适用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的地理条件，而且有一定的缺点，并不适用于普遍的劳动生产中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且是最具有科学性的。

按照现代地理学理论 ，这种制定是根据太阳在黄经上从春分开始，每次移动15度，便算是度过了一个节气 。《尚书尧典》中已经提及测定“日中 、日永 、宵中 、日短 ”（即现在 的两分两至）的办法，《左传》写一场事件曾曰：“春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

事件发生在鲁僖公五年，他曾经在日南至（冬至 日）之时登台观云。文中提及的“分 、至 、启 、闭”实际指代“两分两至四立 ”这八个节气。

《管子轻重》中也基本指出已经存在“八节 ”，只是未明确命名 。从 《吕氏春秋》开始，节气的制定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

其中《仲春纪》《季春纪》 等篇章 ，共十二篇 ，完整描述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 如《仲春纪》中所言：“雷乃发声，始电 。

蛰虫 咸动 ，开户始出”就是现在“惊蛰”的 前身 ；《仲冬记》 中“冰方盛 ， 水泽腹 ”， 即水泽之处冰已经冻到水底了，后来便演变为 “大寒”。今日之节气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 真正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是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齐全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其间囊括了广阔的社会风貌 ，尤以反映民间生活的十五国风成就颇高 。由于其广泛的容纳性，男女情爱 、时令农忙 、离愁别绪在《诗经》中都有涉及 。

关于节气的诗歌 ，更成为后人研究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最生动的案例 。《秦风蒹葭》中记载了“白露”：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 ，白露未晞 。

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 ，道阻且跻 。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 。

所谓伊人 ，在水之淡 。溯洄从之 ，道阻且右 。

溯游从之 ， 宛在水中沚。重章叠句 ，首句起兴 ，以 “白露为霜”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 对“白露 ”的诠释 为“水土湿气凝而为露 ，秋属金 ，金色白 ，白者露之色 ，而气始寒也”。 而 《孝纬经》中这样说道 ：“处暑后十五日为白露。”

气温渐低 ，露凝成白色。 这是关于节气较早的记载 ，在这一诗中，“白露”间接地成了追寻美好伊人的美丽背景 ，伊人又点缀了深秋里如霜的白露，二者 交相呼应 。

《豳风七月》按时记事 ， 按照季节 的先后 ， 描写原始先民的劳动和生活 ：“七月流火 ，九月授 衣……五月斯螽动股 ，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九月筑场圃 ， 十月纳禾稼 。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人执宫功。

昼尔于茅 ，宵尔索绚 ，亟其乘屋 ， 其始播百谷 。”《七月》这首诗表明 ，在《诗经》所产生的时代里 ，人们对于时令节气已经有了自觉意识 ，这是在漫长时间中积累和摸索出的一套经验 ，在诗中留下了一幅真实的劳动场景的画卷 。

《诗经》中关于节气的记载还有许多 ，以这两首最具典型性 。从《诗经》里的诗歌可以看出 ，尽管还未形成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的体系 ，但先民们已经有了时令节气的自觉 ，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来调整农业的行动，甚至将自己的心意情感与季节相关联 。

这显示了在春秋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对于季节的关注。这种初步的关注最终引向二十四节气体系的完备 。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的节气文化深深影响了诸如《 诗经》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 ，凝聚着先民智慧的结晶 ；同时 ，这些作品的诞生也更有利于研究节气的诸多问题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发现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因此 ，研究二十四节气与文学作品的内在关联便具有了极为重大的意义 。

二、关于诗词的论文

论苏轼“词似诗” 词似诗，便“非本色”。

陈师道《后山诗话》：“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王灼《碧鸡漫志》高度评价东坡词，也是从“诗与乐府同出”、诗词不应该有区别的基本观点立论的；胡寅也认为“诗出于《离骚》《楚辞》。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 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酒边集序》）也就是说，王灼和胡寅都承认东坡词“似诗”。

按照胡寅和王灼的逻辑推论，诗的审美内涵是杜绝“香软柔媚”，摒弃“绮罗香泽”，不屑“绸缪婉转”作风的；诗的功能，则主要是在于“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感发人的“逸怀浩气”，使人“自振”。也就是说，胡寅和王灼是从传统诗歌的“言志”功能和“教化”作用，强调东坡词的价值意义的。

我们检点苏轼的词作，可以概括出其“词似诗”的三个特征：一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中国传统诗教是将诗歌纳入制度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所谓“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即是中国古代诗歌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正式宣言。胡寅、王灼对东坡词的评价，实际上主要也是就这个层面立论的。

在内容方面，它要求作品能够体现家国怀抱及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像《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就连《水调歌头·中秋词》、《卜算子·孤雁》等事实上也流露出词人眷恋社稷的政治怀抱。

二是在审美意义层面，强调作品的阳刚之气。中国古代诗歌，体现出阳刚与阴柔两大审美系统的对立与调和，主流文化往往强调阳刚之气和豪杰之风。

苏轼一向反对词中的阴柔和艳冶之词，尽管他自己也有大量的婉约词作，但主要作风，表现出对于阳刚之美的偏爱与执著。 三是在表现方式上，苏词以直抒怀抱为主，既少用比兴，又不像柳永那样铺叙形容，而是议论的成分较多，没有词的曲尽其意的婉转韵味。

因为词作为一种新文体，它的文化属性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庶族文化特性，也即平民文化属性，士大夫情感，与这种属性是有距离的。再加上作为“新声”的词更多在对于个体私人生活和个体内宇宙细腻情肠的表现与再现，在气质与风调上，苏轼一部分词不具备有别于诗的这种词之特性，也即是说，其词线条粗放，境界疏阔，并且士大夫情结十分典型和强固，从本质上更接近于诗。

苏轼词的“士大夫化”，是其词似诗的重要因素。苏轼的士大夫人格，决定了他“词似诗”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文学价值取向。

所以王灼在批评李清照所说苏轼词乃“句读不葺之诗”的观点时说，这种观点是中了“柳永野狐涎之毒”，这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证明东坡词与柳永词疆界分明，是典型的士大夫词，因而得到士大夫正统批评家的肯定。 似诗的士大夫词的最突出特征，是他的主观抒情性。

即是说，这类词像传统的诗一样，是以作者主观抒情的方式进行情感传输和意志表达，不像一般文人词常常是对一种场景或情事及人物活动情境的创造性表现。举例来说，苏轼的大多数作品，都像日记或自传一样，全部是作者自己的情感抒发和情绪展示。

《全宋词》存东坡词三百多首，出现“我”字竟然有69次之多。而且苏轼词中“我”的情绪大都与“遇”与“不遇”的感怀或牢骚有关。

其他像柳永、周邦彦词中就更多那种客观言情写实的意境和场景描述，在他们的作品中，主人公可以不是作者自己，而是别的男性或女性。这样，他们的作品就像戏剧或小说一样是被词人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和艺术境界，而不仅仅是词人独自真情实感的抒发，更具有一种客观性，反而能够供广大读者或观众从中发现作品中的“我”。

李清照认为：词，就应该写传统诗歌所没有表现过的人情的隐秘世界；如果像苏轼一样，用词来表现那些诗歌常用题材，甚至表现手法和方式仍旧和传统诗歌的粗豪抒情一样，那便是以长短句的形式写出来的诗了。所以说东坡词的主观抒情性，是其词最突出的个性，也是其词士大夫品格的标志。

人们说他的词似诗，在很大程度也是从这个认识上立论的。 苏轼词的似诗倾向，尤其在他的创调之作《醉翁操》和其隐括《归去来兮辞》的《哨遍》得到印证。

其《哨遍》不仅似诗，简直像文赋。它是“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所以带有很重的文辞风貌。

按照词的严格律度和音乐审美的标准衡量，确乎不太像词。从序中可以看出，东坡写作此词与当时谪居黄州的生活及心境有关，隐括陶渊明辞意，也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

虽已“就声律”，而且可歌，却与当时时尚的流行曲子词相去甚远。但这种即兴之作，并且即时而歌的热闹场面和气氛，又确有流行曲的味道。

正是此类词的流传，更让人们觉得东坡词粗疏直率，如是得出东坡“词似诗”的判断。其《醉翁操》则是由琴曲翻改而成，味其词语，亦诗文之间。

不过此词则不在于主观抒情而有一种客观述事和议论的韵味。从中可知这首词是东坡根据琴曲倚声新创的词调。

问题在于，苏轼也有像“花褪残红青杏小”、“一颗樱桃樊素口”这类纯客观言情的艳词；。

三、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诗歌,民谣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不差一二天。

（新华字典第11版附录：二十四节气歌）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

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15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每月2个。

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即：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等12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等12个节气。 “节气” 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15天，现在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气”统称为“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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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一下，网上找到的东西———— 词，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因其独具的文化因子而呈现出特有的柔媚香艳的风格特征。

所谓"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诗之境大，词之境狭"等等，都是在强调"词别是一家"，与传统的诗歌不同，婉约派也因此而被视为词坛之正宗。虽然在艳情诗中同样也存在着"浓艳香软"的内容，但"诗庄词媚"的事实却依然存在。

可见问题不在于诗歌是否能写媚艳的内容，而在于诗歌是否具有如同词一样的能够充分展现那种特有的媚艳情趣的"功能"。 结构是功能的积淀。

通过对结构的分析来把握诗词的表现功能，并进而阐释"诗庄词媚"的成因，应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整齐的五七言为代表的"齐言"是最典型的形式。

因为它是以整齐规范的外观与灵活多变的内在结构相结合而建构起的既具有稳定的形态又具有活泼的生命的艺术形式。稳定的形态与活泼的生命构成的对立统一正与"中庸"的人生宗旨相一致。

因而它也就成为最能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心态的艺术形式。 在诗歌中，每押一次韵便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语言单位的获得。

但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古体诗歌中，只有四个诗句，即两个韵脚，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诗歌结构单位，并在诗歌的整体背景上被"凸现"出来。这是因为：第一，自诗经时代开始，大部分民歌便是以四句歌词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的。

因为这种结构形式最易于被民间歌手掌握。过短，难以表述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容；过长，则难以驾驭。

文人诗歌从一开始便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传统。第二，在远古，歌乐本是一体。

演唱四句歌词的长度正应该是乐曲的基本长度。因而诗歌又必然地要受到乐曲长度的限制，维护从四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传统。

第三，通过对比来说明抽象的情感与事物，是远古时期最常见的语言表述形式之一。表现在诗歌中便形成了前二句比兴，后二句叙事或抒情的基本模式。

古代诗大都是以四个诗句为一个单位来结构作品的，而四个诗句往往又能完整地表述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这不仅使得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厚，而且也使得诗歌的过渡只能在各结构单位之间进行，因而在内容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如李白《关山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形式的规范与内涵的丰厚使得古体诗的风格浑厚典雅，境界阔大。

结构上的鲜明的阶段性又使其难以象散文一样细细地描述事件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而只能使抒情成为基本内容。 在格律诗中，绝句本身只有四句，前两句写景或叙事，后两句抒情，或颠倒过来，前两句抒情，后两句写景或叙事，是其基本结构方式。

这正是远古时期通过对比来表述事理与情感的艺术手法的翻版。 律诗则因有对仗的要求而使结构有了变化。

对仗不仅要求上下两句的平仄、词性相对，还要求内容相对，既要能表现一个对象的两个方面或两种特征。这种通过两个方面或两种特征的对举来表现对象的本质的做法，必然会大大增加诗句的容量。

因而律诗可以打破传统的结构方式而以两个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来结构作品，并在起承转合之间，存有明显的阶段性。 二 词诞生于民间，香艳俚俗是其早期特征，后经文人染指，步入艺术殿堂，经历了由俗向雅的转化。

但与南朝、唐代的艳情诗相比，艳情词"俗"的特征仍很明显。 艳情诗受传统诗风的影响，写男女之情重在"雅"，表现的是一种"情趣"和对女性情感的"品味"。

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近似一种"欣赏"。艳情词则具有很强的世俗色彩，写男女之情重在"俗"，表现的是爱恋的"过程"和对女性体态的"观赏"。

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较近，近似一种"把玩"。当然，这只是就整体而言，因为在雅俗之间，往往很难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

雅的情趣是一种心理感受，所以艳情诗可以成功地使用传统的抒情手法来表现其内容。但传统诗歌的结构模式和对仗要求却使得诗风趋于典雅、厚重。

可以用它来写刻骨的相思，却难以用它来表现细腻的爱恋过程与女性体态的婉转流动。即使是南朝的宫体诗也比不上温柳词的婉曲细腻，便是一个证明。

俗的把玩则重在感官感受，所以艳情词追求的是过程与细节的逼真、生动，是对女性体态（包括心灵感受）的细细描摹与层层铺叙。诗歌结构中存在的以四个诗句或一联对仗句为一个结构单位的较为固定的承转模式，对于表现词所追求的内容与风格显然具有较明显的局限性。

因为词的描摹与铺叙非常细密婉曲，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限定，加上乐曲的限制，词便只能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重新结构作品。其结构单位因此而变得不再确定。

以贺铸的《薄幸》为例： 淡妆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

记画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娇无奈。向睡鸭炉边，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

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

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此词为怀人。

五、论述唐诗宋词某一风格或流派,论文1000字

宋词婉约派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的词，伴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而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

最初词因为只是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随着苏轼等士大夫对词的完善，词在宋代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

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

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而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

【关键字】宋词 婉约派 特点 可歌性 言情 爱情 民族 落花一、婉约派词的特点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

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首先，婉约派的词更具有可歌性。词自诞生之日开始就是为了迎合小市民阶级的娱乐，它也就注定了与音乐的不解之缘。

例如我们所熟知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一曲之后，余音绕梁，沁人心脾，使闻者销魂。

再如李清照《添字采桑子》中“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叠句“点滴霖霪”写雨夜淋沥，极具音律感，同时又把心绪的凄凉衬托得更加凄清。婉约词因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情调柔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被流传的更广。

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

两宋时期，婉约词到了极盛时期，倚歌而和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

可见当时传播之广。直至近代，婉约词依然具有“可歌性”。

这是它的突出特点。其次，婉约派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言情。

婉约派以其婉转柔美，以凄婉的感情来打动世人，道尽人间悲欢离合，是是非非，喜怒哀乐。晏殊的《珠玉词》便是抒情委婉，如明珠美玉，光艳照人。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别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蝶恋花》）这首词写离恨相思之苦，情景交融，细致入微，感人至深。

上片重在写景，寓情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在诗人的眼中，菊花似为愁烟所笼罩，兰花上的露珠似乎是它哭泣时流下的泪珠，这一亦真亦幻幽极凄绝的特写镜头，正是抒情主人公悲凉、迷离而又孤寂的心态的写照。

燕之“双飞”更衬出人之“孤栖”。词人目送时而绕梁呢喃、时而穿帘追逐的双燕相随而去之际，又该怀着怎样一份孑然独立的怅惘！作者似乎嗔怪“明月不谙离恨苦”，但是月已圆而人未圆，词人对那皓洁的月光羡极生妒、略致微词，有有何不可呢？下片写登楼望远。

“昨夜西风”句，使固有的惨澹、凄迷气氛又增添了几分萧瑟、几分凛冽。西风方烈，碧树尽凋；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望尽”，既表明其眺望之远，也见出其凝眸之久，从时空两方面拓展了词境。

但“望尽天涯路”，不见天涯人。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寄书寄意了。

“山长水阔知何处”，以无可奈何的怅问作结，给人情也悠悠、恨也悠悠之感。”作家们把肺腑中的真情，悲愁与欢愉，通过抒情的婉约词，曲折细腻地透露出来，赢得古今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宋词中不乏对爱情的描述。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婉约词的重要内容。

它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比如李清照对自己婚后生活的描写，《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计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上阙描写词人在远离汴京的故乡这样一个环境里，白天，她“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怅望云天，急盼锦书；夜深，“月满西楼”她凝神相思。

这样的生活描写，表现了萦绕在词人心头的孤独相思之情。下阙现实描写对时光易逝，红颜易衰的感慨，接着抒发深沉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情怀，直吐胸中的悲苦。

结尾婉转言别愁难消，更为凄绝。“在女性遭受双重压迫的封建社会，李清照独能大胆地借助讴歌自己纯真甚笃的爱情，表现夫妻心心相印和无法排解的相思之情，抒发时光易逝、红颜易衰的感慨和遭受压。

六、古诗中的花的论文,急

意象是诗歌艺术的精灵，是诗歌中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自然界中多姿多彩的花既是其一，他们在诗人的笔下也是各具风情，浅吟低唱，你能感受到诗人非凡的想象力及诗歌语言的魅力。例如花开时节动京城的花王牡丹。又例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婷婷玉立之姿，心旷神怡之香。又或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凌寒独自开的冬梅。

然而这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里，桃花独树一帜，占尽风光。桃花入诗被赋予了多姿多彩的感情内涵，意象极为丰富

如宋代白敏中的“千朵浓芳绮树斜，一枝枝缀乱云霞。凭君莫厌临风看，占断春光是此花。”生动形象地写出桃花在万紫千红的春天所占的特殊地位。又因桃花的凋零也往往和春天的逝去联系在一起。所以，怜花惜春也是古代桃花诗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南朝沈约的“风来吹叶动，风动畏花伤。”桃花还常用来比喻美貌女子。《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唱出了以桃喻人之先声。另外，桃花也饱含诗人的隐逸情怀。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构建的世外仙境，那里与世隔绝，景色绮丽，人们安居乐业，因此，桃花往往和桃源联系在一起，成为文人雅士避世隐居的理想处所。而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桃花流水比喻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

凡引种种，意趣横生，引人入胜。品读诗中桃花，一朵朵凝结着生命雨露，散发着感情芬芳的奇葩会缓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七、关于宋词的论文

试论宋词雨意象中的文化悲感意识

论文摘要：宋代士大夫文人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积淀为一种文化悲感意识。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来抒写这种文化悲感意识。表达他们仕途坎坷，英雄失路的悲伤；执著理想，生命漂泊的苦痛；以及生命束缚，生存不自由的叹息。

论文关键词：宋词；雨意象；悲感文化意识

英国作家斯托雷奇曾说“中国人的忧伤是很细致很深沉的。忧郁似乎是中国诗的基调。”作为中国诗的宋词自然不例外，在两万多首宋词中出现“雨”字的词有4910首.所抒发的情感类型中以悲怨、忧伤等情感为基调的词占总体的62%。可以说宋词雨世界是一个充满着伤感的世界。宋代士大夫文人借助雨意象表现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生存叹息。宋词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忧而不伤、悲而不绝望的情感意识不同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讲的悲剧意识.“西方人的悲剧，强调彻底的失败、彻底的牺牲、彻底的奉献。”而中国文化由于受儒、道思想的双重影响。不可能具有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笔者认为，将宋代士大夫文人阶层由于对弘道责任的自觉担荷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形成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及个性觉醒与生存不自由现状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生存之痛.而表现出来的情感意识称为文化悲感意识更为切合实际。这种文化悲感意识借助雨的催发、升扬，在宋词中将士大夫文人细腻而伤感、缠绵却坚毅的心理世界表现了出来。 本文来自第一论文网

一、仕途坎坷。英雄失路之悲

宋代士大夫文人受宋庭推行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他们积极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期望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及党争的存在，宋代士大夫文人命运多舛，仕途道路坎坷，甚至绝大多数士大夫文人都有过被贬的经历。他们的政治理想不但没有实现。甚至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蔡绦云《铁围山丛谈>；卷二）士大夫文人在遭受了种种磨难之后，对生存的不自由和仕途坎坷有了更深的体会，萧庆伟说：“绍圣之后，对政治的恐惧和对个体生存的忧虑，是元佑党人共同的心理背景。”㈣这无疑给词坛带来许多忧伤的风雨。士大夫文人壮志难酬，英雄失路的悲伤情绪在凄风冷雨中更显惆怅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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