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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盛京和奉天,哪个指沈阳?哪个指辽宁?

    热河(今承德)都统耆英在举国上下一片禁烟声中,于道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1838年6月10日)就任盛京(今沈阳)将军。

    盛京,即今辽宁省沈阳地区,是清王朝入关前的京城。

    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统一全国,建都北京。

    由于盛京在清王朝兴盛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崇为陪都。

    盛京的官制优于一般地方,且多经变化,逐步完善,以盛京将军为最高首脑。

    下设户、礼、兵、刑、工五部。

    官员全由京都铨选。

    五部首脑为侍郎,受京都各部节制,但须与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商办。

    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王室为了更牢固地统辖辽宁省沈阳地区的汉族民人,设立奉天府为盛京之京府,设府尹为最高长官,与盛京将军共管同一地区。

    据《大清会典》记载,盛京将军与奉天府尹的分工是,旗人皆统于将军,而民人则辖于府尹。

    盛京将军,亦称奉天将军,全称“镇守奉天等处将军”,清代盛京八旗军政最高长官。

    清朝定鼎北京后,盛京作为留都,特设大臣1人、副都统2人,以及每旗驻防章京等留守,后改驻防大臣为昂邦章京。

    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辽东等处将”。

    后增设吉林、黑龙江等省驻防将军,盛京驻防将军只管奉地区(今辽守省境)。

    其下辖副都统4人,分守兴京、凤凰城、辽阳、开原。

    将军衙门设主事1人,笔帖式11人,办理所属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将军事务。

    在关系到清王朝生死存亡大计的禁烟问题上,道光帝对耆英寄以极大期望。

    在给耆英的谕旨中明确指出:“奉天为根本重地,风俗淳朴,岂容染此浇风”。

    道光在同月的另一谕旨中说道:“耆英系朕特简,■以重任,若不能除此祸害,实属有辜职守“。

    从大内史实档案资料中,不难看出耆英对道光帝的谕旨,早已心领神会,竭尽心力,贯彻执行。

    赞成并坚决主张禁烟。

    据档案史料记载,在盛京将军任上的耆英无时不以革除鸦片流毒为念,随时留心体察民情。

    当他掌握到奉天沿海一带鱼业闽人较多,恶习传染日久,以致商贾、愚民渐次吸食,甚至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内亦有吸食时。

    他指出:“商民吸食者已属违禁,官兵吸食者所关非细,必须实力稽查,认真惩办,才能挽其浇风”。

    耆英经过观察分析,去伪存真,敏感地认识到,长期以来造成鸦片烟害禁而不禁,变本加利,继续流毒的关键在于地方官吏。

    因此他在给道光帝奏折中说:“鸦片之为害民,向因地方官不肯实力查究,一经犯案,或匿不具报,又或据实具报,而该管官反加呵斥,(朱批:可恶之至)以为好事,以为不鲜事,(此处系道光帝专笔所划)随亦互相隐讳,草率完结,以致兴贩吸食毫无忌惮。

    当此,实力整顿之际,又不激发天良,仍复空言搪塞”。

    据此,耆英辗转筹思,首先严令奉天宗室觉罗总族长、内务府三旗佐领,满洲、蒙古、汉军各协领、佐领,以及各城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各将所属人员兵丁内,有无吸食鸦片者,分别详细查明,造册呈报。

    如实无兴贩吸食者,亦各加具印结,每月呈报,以凭稽查。

    一经查明,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内有吸食者即行拿问,从重处理,并将查报不实该管官严加参办。

    京都正百旗佑锡佐领下,闲散宗室来恩,因吸食鸦片被获,经刑部审拟,发往盛京管束,今又在东大关报觉寺内,吸食鸦片并与民妇通奸。

    按例定罪,将宗室来恩发配黑龙江服役。

    民妇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僧人隆会目睹宗室来恩吸食鸦片烟,不行揭发,杖八十。

    耆英重视对军政官员说服教育,启发他们站在禁烟前列,“每接见所属,未有不面加教导。”他忧愤感慨地说:“此等浇风俱可以不禁,则更有何事应禁者?若仅知徇庇奸商匪贩,致令旗民被剥削,是利是害,熟重熟轻,务宜熟思”。

    他进步开导道:“尔等均系国家士仆,不可甘自暴弃,如搜获大伙,不惟借免参处,并可仰邀天恩,何乐而不为?要知此物之害人心,坏风俗而不之恤,且以为身谋,岂不竟同胥役而自安下贱者哉。”他对下属,“不惮烦絮,频加告诫”,总期实有成效。

    耆英为使禁烟具有法律权威,有法可依,官吏办案有章可循,曾组织制定禁烟章程八条。

    经道光皇帝批准,并谕旨“奉天孥获鸦片烟犯,重情案件,照例由省审勘。

    罪在军流以下,责成各旗民地方官会同审拟详报,由该将军耆英覆明咨部。

    对案情稍有可疑,提省送部会办”。

    奉天沿海南路之金州、夏州、岫岩、海城。

    西路之锦州,宁远均有海口总计不下二十余处。

    是无业闽人流浪较多地区,是兴贩、吸食鸦片重灾区,是查禁鸦片的重点。

    在耆英的统一组织布置下,盛京礼部侍郎萨迎阿先行去金州,山海关监督多龄由西路海口顺历周查直到海城。

    耆英将盛京任上一切应办事宜处理后,由副都统禄普循例进城,居住公署处理日常事务,于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839年5月7日),带同协领穆承泰,佐领绰豁伦、荣琪,知州陈瀛等人,轻车简从,前赴前南城海口巡察,驻扎于海城的没沟营。

    会同先期到达的山海关监督多龄,督率随员,协同地方官员,详细搜查没沟营、盖州、夏州、岫岩等海口停泊的商船、货栈、店铺。

    预设眼线,究诘乡保。

    凡有勾串兴犯鸦片,诱人吸食者即行严拿,从重惩办。

    搜获烟土,烟膏四百五十四两,配药烟灰五十五两。

    烟枪、烟具一百八十六件。

    拿获收藏鸦片烟,及吸食鸦片男女人犯三十八口。

    前期缴获鸦片两千四百余两。

    此次行动,及前所缴获鸦片虽属零星,但与多年来禁而不禁、积重难返之弊相比显示了耆英禁烟的态度和决心,对盛京宗室、地方官吏、旗民兵丁、商贾船主以及兴败、吸食鸦片之徒都是很大震撼。

    对奉天禁烟起了推动作用。

    先期曾在威远堡、洋河渡口等处陆续孥获贩卖吸食鸦片的无业游浪闽人十七名,并将其窝巢拆毁。

    在金州海口拿获无业流浪闽人王别观等五人,并起获烟膏烟具。

    为了杜绝贩卖吸食鸦片流浪闽人,对官吏、兵丁、旗民、商贾的感染,此次亲赴南城海口检查了牛庄、盖州、熊岳及西城海口锦州所属天桥厂等处无业闽人的流寓情况。

    经查以上几处共有无业闽人两千一百六十五人,其中妇女六十二口。

    除陆续回原籍七百零一人外,已入保甲一千二百零三人。

    加入保甲这部份人,据地方官结称,均属安静守法,照旧令其安居。

    责成地方官留心稽查,按年造具清册,上报查核。

    尚有流寓二百六十一人。

    这部分人员,虽属游手无业,尚非贩卖吸食鸦片之人。

    发给执照,俟当年秋天,命随商船返回原籍。

    并知照福建省督 抚该州俱查照收管。

    这种作法通情达理,既妥善安置,使大部分人得以谋生,又对贩卖吸食鸦片者给以严处,此举有力地制止鸦片流毒的蔓延。

    耆英为了使禁烟运动扎实可靠,具有群众基础,不致风声过后,沉渣泛起。

    便于奉天海口各处,在旗民、铺户、船主中实行十家联保,彼此稽查,一遇贩卖吸食之人,即行举报,使其不敢徇私窝藏。

    倘一家有犯,九家连坐。

    耆英尤恐少数不法之徒,阳奉阻违,转致彼此互相稳讳,便责成地方官随时设法留心详查。

    并由省密派亲信干员,于海口处所,往来梭织巡查。

    一经查出违犯别情,不能连坐九家,遵照新例从重定罪。

    耆英在盛京禁烟成绩,有目共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积极的,并取得了成效。

    打击鸦片贩和吸食鸦片的人,无业流浪的闽人得到安善安置,制定禁烟章程,实行十家联保,自上而下进行清查,使贩卖和吸食者难以藏身,有效地制止鸦片泛滥。

    道光皇帝谕旨:“查禁情形,尚属妥协”,对耆英在盛京的禁烟活动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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