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一中国诗歌发展史论文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

“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

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

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

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

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

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

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

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

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

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

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

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

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

鲍照继承和发。

二、求一篇关于唐诗宋词历史情怀的论文

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 沮庭筠（约812-870年），本名歧，字飞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世居太原，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家。

也是当时作词最多，对后世长短句的发展影响极大的词人之一。 庭筠出身于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虽为唐初名声显赫的太原温氏后裔，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时，早是家道中落，衰微而已。

他少年时代，即以善思敏悟。才华横溢而称著乡里。

逮至长成，更是博闻强记，通晓音律，善为管弦，而且，尤以诗词文赋见长。世传，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从不起草， “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得“温八吟”之号。

曾经“八叉手而成八韵”，又别称“温八叉”。大约是因为其长相较为丑陋的缘故吧，所以时人亦有称他“温钟馗”的。

温庭筠虽然甚有才思，弱龄有志.然而，仕途却闭不得意。从28岁到35岁的八年之中，他屡屡应试，屡屡不第，尤其是最末一次应试，竟因恃才傲物，讥讽权贵，触犯上司，被诬为“有才无行”，再次名落孙山，以至于一生都未能得中进士。

大约是唐直宗大中三年（849年）的前后，温庭筠以善于诗词，被当朝宰相令狐绹选用为考功郎中，进入相国的书馆工作。有一次，令孤绹看到他填的一首《菩萨蛮》词很好，就假冒自己的名字把它进献给唐直宗，并再三嘱咐庭筠为其保密。

但是，温庭筠非常鄙夷令孤绹的这种行为，很快便把此事宜捅出去，弄得堂堂相国尴尬异常，大失体面。又一次，宣宗赋诗，上句用了“金步摇”，但对句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遂令庭筠来对。

庭筠立即以“玉条脱”应对，宣宗听罢非常满意。当时在旁的令狐相国不知温庭筠所对词语的出处，庭筠便告诉他典出《南华经》，井很不客气地指出：“《南华经》是一部极普通的书，并非什么生僻著作，相国在公事之余，应读一点古籍才是。”

他的这一番语带教训的批评，使令狐绹出乖露丑，遂把他忌恨在心。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庭筠替应试者提笔代劳，事发后，令狐绹便以他搅扰科场罪名，贬为隋县尉。

此后，庭筠依附徐商，被任为巡官。在这段时间，他常与段成式、余知古、徐商等，往来唱和，吟诗作赋，度过他一生最愉快的几年。

咸通七年（865年），徐商攉升宰相，任庭筠为园子助教。然而，好景不长。

是年秋试中他竭力赞赏推荐邵谒的文章，而邵谒之文以激切的育词揭斥了时政，温庭筠也因此被罢官。从此，他落魄江湖，四处飘流，几年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

在晚唐的诗人中，温庭筠声名鹊起，与李商隐齐名，史称“温李”；在晚唐的词家中，温庭筠填词最多，和著名的韦庄齐名。但是，他的诗作，无论思想境界，表述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远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

至于他的词，尽管存在着题材狭窄，用词轻艳的不足，但在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含蓄，声津的和谐等方面，都有自己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词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着突出的贡献。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花间词派，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温庭筠的品行，历来毁誉参半。不过从他那些充满脂粉香泽，浓艳重抹，刻意描述女子体态、容貌的词作来看，他的生活确是比较轻浮，比较放荡。

这必然会影响他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同时，也给后世的词人带来了不甚良好的影响。 婉约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

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

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

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 《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

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

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

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

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

三、【急】宋词发展史 论文

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

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 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

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

两宋词坛的勃兴是在北宋建国七八十年之后的宋仁宗赵祯时期，代表作家有晏殊（991-1055）、欧阳修、张先（990-1078）、柳永等人。五代时，由于君主的提倡，南唐词坛特盛，晏殊、欧阳修等出自江南旧地的江西词人，沿袭南唐余绪，以风流自命，致力于创作短章小令、轻丽之词。

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为此后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世的柳永《乐章集》二百余首，慢词就占一百多。

著名的长调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赋体的手法铺写都市生活和送别的场面，洋洋百余言，充分体现了慢词篇幅宏大、适于铺陈的特点，使宋词在唐代近体诗长于比兴的特点之外别树一帜。柳词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宋词的题材，把词的描写范围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

柳永词多为歌妓所作，故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传统束缚，这一缺点他与晏殊、欧阳修相同，另一位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张先，也不能免。其后以异军突起而主盟词坛的苏轼，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

关于苏轼词风与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说法。“大江东去”即《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相类的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苏轼的词风，大抵正着眼于这一部分作品。

其实苏轼作词，刚柔相济，所著《东坡乐府》，其中婉约词亦不少。不过就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最能代表苏词的，还是清雄之作。

苏轼作词，以意为主，常常突破词律的束缚。这一点曾引起恪守传统词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满。

在当时，他的门人、著名词家秦观（1049-1100）也没有走他所开辟的道路。从秦观到李清照，一般被认为是婉约派词风的正宗。

秦观有《淮海词》传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声情并茂，语工而美，继承了柳永赠妓之作的遗风，而词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词论》，力主词“别是一家”之说。

传世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深闺中的寂寞和年轻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晚年避乱江南所作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通过个人流离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的民族灾难，以传统词风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怀，均是婉约词中思想价值较高的佳作。 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还有周邦彦（1056-1121）。

周邦彦精通词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时曾主持过中央音乐机关大晟府，是两宋注重音律一派词人承先启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

南宋前期主盟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作为时代的歌手，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词，有《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陈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抒写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壮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

从艺术上讲，稼轩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将“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到“以文为词”，使宋词的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苏、辛”并称，但辛弃疾又自成特色，一时仿效或倾慕者如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及稍后的刘过、刘克庄等，世称辛派词人。

南宋后期于辛词外别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

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均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重形式而轻内容，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

倒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刘辰翁（1232-1297）的一些词作，成为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词的嗣响。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13世纪的繁荣，是包括与宋先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四、有关唐诗发展史的大学一千字论文

论文提纲，是指论文作者动笔行文前的必要准备，是论文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构思谋篇是指组织设计毕业论文的篇章结构，以便论文作者可以根据论文提纲安排材料素材、对课题论文展开论证。有了一个好的提纲，就能纲举目张，提纲挚领，掌握全篇论文的基本骨架，使论文的结构完整统一；就能分清层次，明确重点，周密地谋篇布局，使总论点和分论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也就能够按照各部分的要求安排、组织、利用资料，决定取舍，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料的作用。[1]

论文提纲可分为简单提纲和详细提纲两种。简单提纲是高度概括的，只提示论文的要点，如何展开则不涉及。这种提纲虽然简单，但由于它是经过深思熟虑构成的，写作时能顺利进行。没有这种准备，边想边写很难顺利地写下去。

论文提纲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写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信息或词汇，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涉及的概念深度。需要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关键词一道，组成该论文的关键词组。

论文提纲（一）要有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去检查每一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看看各部分的比例分配是否恰当，篇幅的长短是否合适，每一部分能否为中心论点服务。比如有一篇论文论述企业深化改革与稳定是辩证统一的，作者以浙江**市某企业为例，说只要干部在改革中以身作则，与职工同甘共苦，可以取得多数职工的理解。从全局观念分折，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只讲了企业如何改革才能稳定，没有论述通过深化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职工收入增加，最终达到社会稳定。

（二）从中心论点出发，决定材料的取舍，把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材料毫不可惜地舍弃，尽管这些材料是煞费苦心费了不少劳动搜集来的。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一块毛料寸寸宝贵，舍不得剪裁去，也就缝制不成合身的衣服。为了成衣，必须剪裁去不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材料只是为形成自己论文的论点服务的，离开了这一点，无论是多少好的材料都必须舍得抛弃。

（三）要考虑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初学撰写论文的人常犯的毛病，是论点和论据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只限于反复阐述论点，而缺乏切实有力的论据；有的材料一大堆，论点不明确；有的各部分之间没有形成有机的逻辑关系，这样的论文都是不合乎要求的，这样的论文是没有说服力的。为了有说服力，必须有虚有实，有论点有例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论证过程有严密的逻辑性，拟提纲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检查这一点。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由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组成。序论、结论这两部分在提纲中部应比较简略。本论则是全文的重点，是应集中笔墨写深写透的部分，因此在提纲上也要列得较为详细。本论部分至少要有两层标准，层层深入，层层推理，以便体现总论点和分论点的有机结合，把论点讲深讲透。

五、毛泽东诗词鉴赏的论文1500字以上

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

主席生前有大量的诗词发表，有律诗，有词，有骈文，气势雄浑，想象瑰丽。俗话说，诗言志，歌咏言。

我力图把毛主席作为一个普通人，按照时间顺序，体察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思考他当时的心态，结合该历史环境下的作品，揣摩他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的诗作跨越大半个世纪（1915-1973），而其本人的传奇经历就是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

我的论文以其诗词为线索，点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当然，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诗词本身，历史只是作为环境因素，解释作者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境。 中国古体诗词可以粗划为写实和写意两种，也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杜甫和李白分别是其杰出的代表。

写实者忧国忧民，有不少叙事诗流传于世，而写意者多歌颂祖国伟大山川，李白更是做了个梦都能写出《梦游天姥吟留别》。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的诗词作品很难简单划归其中某一类。

首先，毛窒息的诗词基本都是基于其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背景；然而，诗人思想丰富，言辞华丽，豪气冲天，又有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比如说，解放战争中，我军攻占南京后（49年4月），诗人一定很为自己一手指挥的这部交响曲而自豪，信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类似作品很多。

我认为，毛主席的诗词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乐观向上，气势磅礴，对应于“写实”和“写意”，毛可以称为“写势”，当然，这“势”不是空的，唬人的，而是多基于现实历史事件。比如《长征》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可以说，诗人本身就是伟大的历史制造者，然后用诗歌来表现革命英雄主义豪情。

按照历史顺序读毛窒息的诗词，就可以深刻体会到作者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我甚至觉得，毛窒息是一个性格十分率真、秉性大大咧咧的人，很难与国家元首的严谨、刻板、循规蹈矩联系起来，这一点在诗词中表现尤其强烈。而贯穿这几十年的一个骨干精神，就是乐观与自信，或许这也是其能成就伟大事业的必备素质。

总之，诗词中的毛泽东，有时性格细腻（但从不伤感），有时豪放甚至霸道，反映了其性格中丰富、多侧面的特点。 下面我分三个历史时期，来剖析毛通过诗词表现出来的东西。

（—）遵义会议以前 1923年4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时年毛30岁。大凡伟人，多少都有点儿“前科”，比如列宁就曾三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又三次越狱跑了出来。

毛离开长沙去武汉，转上海，然后赴广州参加六月的中共三大，直至二四年秋才回湖南搞农运。当时已经与杨开慧结婚，跟妻子分别的时候，“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

注意，这在毛的诗词中是绝对的儿女情长了，从那之后，我只记得另一次流泪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蝶恋花，答李淑一》，竟然也是为了杨开慧！（“我失骄杨君失柳”）可见结发夫妻感情深厚。 毛泽东的一生，自从杨开慧被杀，就注定他再也寻找不到那种纯洁的爱情，因为他已经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来的妻子很难说有多少其他的或者崇拜或者功利的因素。

毛的一生，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无疑是巨大的悲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但是，他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中国多少家庭的圆满，这就是伟人给我们留下的财富。 索萨有一篇作品，《为历史负重的人》，抄录如下： 有一类人，他们注定是要为历史负重的。

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这一类人是最痛苦的人。他们多半是些有信仰的人，而且“过于”真诚，“过于”忠实于自己的信仰。

善引导他们超越历史，接近了真，他们因此与时代格格不入。这一切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却挽救了历史。

由于他们的出现，历史才没有成为一条肮脏的河，历史才成为一首久远的歌。 毛泽东脍炙人口的佳作《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当年他32岁。

在一个怎么说也不算特别年轻的阶段，他竟“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我倒宁愿把这理解成是诗人的战斗宣言。毛的一生，正是凭借着这种书生意气和四射的激情，推动着中国的发展。

这首沁园春是典型的比兴的手法，上阙写景充分烘托气氛，下阙言志表明心迹。其实，《沁园春雪》也是这个套路，更早期的著名作品当属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沁园春这个词牌写了几百年，恐怕找不出超越这两首的。毛的不少作品，即使放在唐宋时期也绝对是洛阳纸贵的佳作；在明清之后的古体诗词成就中，我认为毛主席当属第一人。

在上下阙的过渡上，毛主席匠心独具。在几句瑰丽的景色描写后，是一句振聋发聩的诘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然后自然通过百侣曾游过渡到同学少年。

相比之下，《沁园春雪》的衔接恐怕更出色一些。 读毛的诗词，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他在前行的道路上。

六、会考历史小论文400字（诗经,楚辞,唐诗,宋词）

四选一吗？宋词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李清照、柳永、秦观、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岳飞、陈亮等.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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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宋词的小论文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

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

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

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

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

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

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

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

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

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

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

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

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

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

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

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

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

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

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

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

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

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八、关于诗经的论文,1000至2000字左右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

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

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

《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

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

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

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

《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

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

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

《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

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

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

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

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