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了。

他甚至说，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在教育部工作了26年的张保庆，是分管财务的副部长，中国教育这几十年投入支出的一本账，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面对“中国大学收的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学费”这一说法，张保庆心里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称手里也有几笔轻易不敢算的账。

为什么有些账轻易不敢算？

国家通过教育部以各种形式进行的高等教育投入、对各所国家和部属院校的财力支持都应有相应的账目，因此理应不在“轻易不敢算”的账目之列。

地方政府或者社会渠道进入高等教育的投入似乎不会直接记在教育部的账目之上，但至少也会记录在各高校的账本里面，这似乎已不在教育部副部长的管辖范围之内，因而张保庆也不需管、不需算。

除了这些有据可查的账目之外，再就是一些难以清楚核算的虚拟账。

比如高等教育的成本账，计算标准不同，结论不一，进而影响学费收取的依据。

再就是高学费所支撑的高等教育产出是一本糊涂账：就业难的问题正在逼问我国高等教育的实效，毕业生素质下降、工资下降的尴尬现实让大学生无所适从！谁会愿意或者敢于去算这样的一笔账呢？

真正的关键是，高等教育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其所产生的费用与应进行的投入究竟该按照怎样的比例来分担——这才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和13亿人教育问题的大事。

笔者不完全清楚张保庆副部长心里“轻易不敢算”的几笔账究竟都是哪些，但是，对于关系到每位公民教育福利的高等教育投入产出账、以及应如何来分摊的账目，不管什么人愿意不愿意或敢与不敢，出于公平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都应该清清楚楚地让所有人明白.

为成本定一个科学标准

中国高校教育成本之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教育部所“调研”出的高校年运行成本其实并不高。

“我们对高校生均年日常的运行经费进行过充分调研，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现行标准”显然没有得到任何一所高校的赞同和支持。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本科生大学四年，总学费一般都在2万以上，远远高出3500元的年标准。

3500元的年标准，在百姓眼中，确实是比较合理的，但这个标准实施不起来，这就说明了该标准和实际情况存在着巨大分歧。

分歧在哪里？这就要说到教育部1999年下发的一个规定，其精神就是“收取学费的比例为学校年生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5％”，应该说这个规定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然而，通过这几年的大学收费实践，这个规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弊端：该规定并没有给“成本”定一个科学的标准。

也就是说，什么是成本，什么该纳入到成本范畴，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

成本没有科学的标准，那么，高校教师的办公室投入3万是教育成本，投入300万、3000万也是教育成本。

建设一幢图书馆，原本只需投入5000万的，由于没有标准的约束，就很可能建造成2个亿的规模。

这些“成本”都摊到学费上面，能不导致学费居高不下吗？一些宣称“没有提高比例”的高收费高校，其手段正是如此，它还有什么理由“委屈”？

要真正抑制住这种最大化倾向，让成本完完全全地为教育服务，而不是成为拉“成本”的大旗作“高收费”的虎皮的生财之道，为成本定一个科学的标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当务之急。

只有定立了科学的标准，高校的成本才有可能更加透明化，才有可能对高校的成本核算进行监督和约束，才有可能制止住高收费和乱收费。

（《南国早报》）

管理行政化乃学费疯涨主因

大学学费之所以太高，并且呈现出快速上涨的势头，原因在于，大学的运营成本太高，且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

不必讳言，中国大学的效率是不高的。

公立大学实行行政化管理体制，在普通教学科研人员之外，还雇用了大量专门的行政、后勤等人员。

这样的人力与行政成本，是很多大学最主要的一项开支。

近年来，大学不断提高学费标准，意味着它已逐渐带有社会化经营的色彩，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却纹丝未动，而以前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这笔开支，现在只能由学生分担了。

除了这笔成本居高不下，大学还增加或制造了其他方面的成本。

大学扩招，自然需要建设基础设施，而在建设过程中，大学之间普遍存在攀比倾向。

尤其是一些大学卷入大学城项目，为筹措巨资而向银行借贷，但还贷的负担必然转嫁给学生。

这些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大学通过财务手段，提高基础设施的贴现水平，让现在的学生提前为未来埋单，这必然导致短期内学费急剧增长。

大学的升级，也导致大学成本上涨。

从学生结构看，研究生招生人数急剧增加，而研究生教育并没有全面收费，由此很可能导致本科生的学费被挪用作研究生教育经费，而由于受目前大学评价体系约束，大量一般院校不能不走上重视研究、忽略教学的歧路，盲目引进一些高成本人才，建立高成本实验室，上马高成本的研究项目，这当然会抬高大学成本，但从各国经验看，大量普通院校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从事一般教学。

控制大学学费，抑制大学学费上涨趋势，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审计手段和人大的监督，监控公立大学的财务，禁止其将学校建设成本向学生转嫁。

严格大学学费听证程序，听证会改由各地人大常委会主持。

从财政角度看，政府应适度增加投入，但此项投入，应以多样化的公立助学基金会的形式运作。

此类基金，民办大学学生亦可申请。

从长远来说，则应改革目前行政化的大学管理模式，使大学能大幅度削减人力成本。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