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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化的特点

冯天瑜

明代和公元一八四○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

在这几百年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虽然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封建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

而明清两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朝廷可以通过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政权，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以保持封建政权的稳定，用不着与市民结盟，王权也就无意促进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而且往往起着阻碍作用。

这同西欧各国中世纪末期出现的统一的封建王权的历史作用大不相同。

在西欧，王权为着打击封建诸侯的割据势力，必须赢得城市市民的支持，为此，王权采取了若干措施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总之，明清两代虽然有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但就全体而论，还是沿着秦汉以来封建帝国的故道缓慢运行。

正由这种社会格局所决定，明清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

与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的晚年阶段相适应的明清文化，其显著特征是，较先秦、汉唐儒学更富于思辨色彩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将中国封建时代（秦以后）的学术文化按时代进行分类排列：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

这种分类虽不尽科学，未能区别同一时代的对立学术派别，但也大致勾勒了各个朝代文化的主潮。

明清盛行的“理学”，又曰“道学”1，由唐代韩愈、李翱开启先河，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加以酝酿，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北宋五子”正式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明代自太祖开始即尊崇程朱，成祖又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用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作为钦定的教科书，科举考试也以此命题和作标准答案。

天下士子欲求显达，无不追踪程朱足迹，熟记朱熹对四书的阐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明中叶出现的河东派薛瑄、崇仁派吴与弼都以程朱为本，以躬行复性为主。

直到王守仁倡导的姚江派（或称阳明学派）才有所变通。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代儒学，与汉儒古文经学不同。

汉儒治经重在名物训诂，将经书作历史典籍看待，而宋儒、明儒则多借经书阐述义理，故称其学术为“理学”。

但理学并非一个学派，它是十至十九世纪中叶思想史断代的总称，其内部派系丛生。

如宋代理学即有以周敦颐为首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学”，以张载为首的“关学”，以朱熹为首的“闽学”。

它们虽各有差异，但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原化，都是从孔孟出发，围绕“现”、“气”，“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

这正是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成为封建社会晚期文化正宗的原因所在。

程颐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学说相近，共称“程朱理学”。

这个学派断言，“现”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休，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2。

这里的“理”，指的是封建伦理纲常，与人们的生活欲望是对立的。

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3。

二程则号召人们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

这种思想显然是为封建统治者制造“顺民”服务的。

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做些什么，个人则敬谨服从，因而失掉反省与自我。”（G·F．Hegel，Pnilosophie Geschichte第173页）明清统治阶级之所以借重程朱理学，将其确定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范本，原因正在于这种学说大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

清人戴震曾对此作了揭露：“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5

与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相违，南宋还出现了另一理学派别，即以“心”为最高范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陆九渊的“心学”。

这个学派提出“吾心即宇宙”，“心即理也”等命题。

明代的王守仁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疏远人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阳明学派”，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俱有的“良知”。

阳明学派在明中叶以后风靡一时。

《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阳明学的兴起，表明程朱理学出现危机；而中世纪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已走到极端，一种具有新因素的思潮行将崛起。

不过，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强固性、迂回性，清代前中期仍然呈现理学回光返照的局面。

当时虽然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对垒，但理学的统治地位并来发生根本动摇，广大士大夫的主要精力仍然投入钻研儒家经典和揣摸八股时文上，反对变革、轻视自然科学的风气遍及朝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并未超出封建主义的大圆圈，虽然这时已出现少数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某些桎梏，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理学作为近古文化的主体和官方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就消极面而言，它所包含的僧侣主义、禁欲主义成分，以及相当精密的唯心论，特别是对封建纲常所进行的理论辩护，都为近代反动统治者所器重和利用。

如曾国藩的以“诚”为中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便与程朱一脉相承。

曾国藩认为，“诚”是世界的主宰，源于“道”、“理”。

他企图以“诚”“挽回厌乱之天心”，“塞绝横流之人欲”。

6此后，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四维八德”，所依据的理论亦多采自程朱陆王。

日本近代的法西斯主义，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了某些思想材料。

当然，理学包容了近古大量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具有若干合理成分，颇具开发价值。

同时，宋明理学还给明清之际诸大师提供了诱发因子，如李贽的思想脱胎于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的主将王艮又直接师事王守仁；王夫之则以宋代理学的一支——张载的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的“关学”为前导，并吸取了朱熹的“闽学”，故有王夫之“归宿于闽”的说法；顾炎武脱颖于朱熹也为人所共知；黄宗羲就学于刘宗周，而刘宗周兼采了程朱和陆王，而又更倾向于陆王，这一点给刘宗周的及门弟子黄宗羲打上了深刻烙印。

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强调了明清之际诸大师对理学的批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顾、黄、王等人与理学的继承关系。

事实上，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程朱陆王，既有批判又有承袭。

正如嵇文甫所指出的，王夫之对朱熹学说进行了“否定的修正”，对陆九渊、王阳明学说作了“肯定的杨弃”。

其他早期启蒙大师也有“入宋明理学，出宋明理学”，来自理学营垒，又对理学营垒实行了“反戈一击”的类似情形。

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而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而，与资木主义萌芽相适应的，又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

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而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君王。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兴起（其理论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

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病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启蒙思潮”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定含义，是指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思潮。

与之比较，中国十七世纪前后最先进的社会学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距。

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封建专制制度；但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这表明，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

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

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十六、七世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

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味主义、禁欲主义。

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也抨击了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7，“私欲之中，天理所寓”8等新的命题。

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味主义相对立。

在论证方式上，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与文艺复兴巨匠们也有类似之处。

前者常常搬出带有氏族民主制意味的“三代”理想，后者则请来古希腊文化。

但这种请回往昔亡灵的作法都并非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借用古人的衣裳扮演新的戏剧。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

李贽、唐甄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续藏书》、《潜书》，黄宗羲将自已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早期启蒙思想在明清乏际处于非主流地位，正同当时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稀疏、微弱的萌芽相对应。

就早期启蒙文化的内部结构而言，包蕴着两股力量的汇合。

一为具有市民意识的宋代思想家陈亮、叶适的继承者泰州学派诸健将——王艮、颜山农、何心隐，以及李贽、公安三袁、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他们带有较明显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政治上激进、思想上较多地摆脱了儒学传统，李贽甚至直接对孔子的权威提出疑议，批评理学家“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9；黄宗羲则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10。

这都是向封建主义的最高精神权成——圣人和天子提出的挑战。

另一进步文化流派由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的继承者所组成，如明中叶的罗钦顺、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初的颜元。

他们更多地承袭了儒学的思想材料，发扬了古典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较前者更富于哲理的深刻性；至于政治上，他们有进步倾向，但不及前者锐利、泼辣。

顾炎武则介乎这二者之间，他的特点是通过深研经世致用的实学，矫正宋明以来空疏的学风和颓败的民气，以振兴民族精神。

虽然上述两股力显存在差异，但在扬弃宋明理学、谴责封建专制弊政、阐发种种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命题方面，却大方向一致。

此外，进步文学界也有类似倾向，如冯梦龙的通俗文学、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提出了抨击礼教、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

由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遭到摧折，而封建专制政治在明清两朝进一步强化，并日益加剧对文化的干预，所以十七世纪前后一度颇有气势的早期启蒙文化中道受挫，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叶转入低潮，很少为人所论及。

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人们才发现十七世纪诸大师思想的价值，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向这些前哲寻求武器：维新派受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迪，起而批评君主专制的弊端。

梁启超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11谭嗣同是王夫之、黄宗羲的崇拜者。

辛亥革命的宣传家们更一再阐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想。

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熏陶。

五四运动中“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则利用了李贽批判封建独断论的思想材料。

至于毛泽东、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代也认真钻研过王夫之的著作，从中吸取了有益的哲学遗产。

他们早年的革命团体还是以“船山学社”命名的。

凡此种种都表明，十七世纪前后的早期启蒙思潮虽然走过了坎坷的道路，出现过中断和夭折，但它们所包蕴的富于近代色彩。

的思想因子，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它们在当世受到冷遇，然而却在两个世纪以后为人们所欢迎。

明清之际诸大师发挥了“破块启蒙”、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所鸣奏的乐曲虽然曾经嘎然中止，却如草蛇灰线，伏笔于千里之外。

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

明清两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官方调动巨大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了收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许多私家文化人也为此付出毕生精力。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在整理古文化方而所做的工作确乎是空前的，显示了强盛、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博大气象。

1、类书、丛书的编纂

明代在成祖时期，由解缙、姚广孝主持编辑了一部庞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秩序编排，“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12。

这部类书的编辑意图，按永乐皇帝的说法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3。

其结果，《永乐大典》确乎做到了“囊括百家，统驭万类，卷帙之富，为明以前官书所未有”14。

明代私人所编类书也有多种。

清代的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集经史子集之大成。

明清除汇编、辑录各门类书籍，按一定方法编排成“类书”外，还编印各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谓之“丛刻”、“丛刊”，也即“丛书”。

明代丛书多为私人编辑，如《三代遗书》、《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等等；清代则以官方力量，于乾隆年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九亿九年七百万字，分经、央、子、集四部。

其搜罗之丰富是空前的，但“去取之间，卫道之气太重，俚辞杂作，多为屏斥”15尤其是凡属阐扬民族精神和具有反封建意味的“异端”著述，往往被删除或篡改。

但明清类书、丛书、辞书的编纂，对保存、整理古籍的功绩毕竟是巨大的。

其规模的宏富也可谓“震古铄今”，如《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

以上几书均可称作中国以至世界中世纪文化典籍之“最”。

2、古籍的训诂考订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以及胡渭、阎若琚等学者，厌倦于宋明学人那种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他们恢复汉学传统，注重对经书和其他历史典籍的考据工作，以此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

乾隆、嘉庆时期，许多学者虽未能发扬顾炎武的民族精神和“明道救世”的雄心，却继承了他的严密的汉学功夫，立足于典籍，反对空谈，并藉助清中叶社会安定的时机，运用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开展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

经过众多学者长时期潜心努力，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朴学高峰。

清代的考据学，以乾隆、嘉庆间为大盛；故称“乾嘉学派”。

而“乾嘉学派”其中又分为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

戴震及戴门后学，如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贡献尤著。

经过乾嘉学派的努力，中国古文化的整理工作，从校订经书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筠卓有成效。

乾嘉学派对古籍和史料的考释尤其精密，由校勘而纠正古书传钞刊刻的伪谬，罗辑旧书以免名著失佚等等，这些都为中国古文化的总结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功不可没。

但“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16，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现象，它与清代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实行高压与笼络相结合的文化政策存在着内在联系。

乾嘉间学者除戴震等少数外，多埋头于古代史料的辨正，绝口不谈义理，更不涉及现实政治。

这种整理古文化的工作，同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借阐述古希腊文化以掀起人文主义狂飙的情形大相径庭，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文化工作比较，思想境界亦有所倒退。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乾嘉间学者将微观考察、枝节研究发挥到极致，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在宏观研究和历史理论的建造上却未曾涉猎或很少涉猎。

乾隆年间的史学家章学诚便批评过此种流弊，他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7所以，就对中国文化作总体性的、探索规律的研究而言，乾嘉学派还未正式着手，只是做了资料准备工作。

3、大型古典科学著作涌现

随着封建经济达到高水平，明清两代亦进入古典科学技术的总结阶段，尤其是在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

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动植物分类学方而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对于筑堤护堤工程，修葺、防守等制度都有具体规定和说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又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我国最完备的一部古典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劳动人民的生产新技术。

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知》等，都是封建社会末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然而，由于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的判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仅维持着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异常缓慢，对科技发展不可能提出紧迫要求。

因此，上述科技成果大都流散于草野民间，若干发明创造，既未通过学校教育得到授受传播，也未被社会广泛利用，而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法国作家雨果讲过一段精辟的话：“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

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

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18诚然，中国科技成果的遭遇是颇为不妙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防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19；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于北宋，却基本无人知晓，更没有得到推广，明代中叶以前普遍使用的仍是木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工匠毕升的这一成就加以记载，世人根本无法得知十一世纪的中国有这样惊人的创造。

又如，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对一千多种植物、数百种动物进行了分类和性状描述，比西方“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白然系统》早二百年，内容也更为翔实。

然而，这部空前的杰作献给朝廷却遭到冷落，明神宗只批了“书田览，礼胸知道”，便束之高阁。

宋应星所著工艺学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际遇更加悲凉。

宋应星在序言中曾辛辣地指出：“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作者不幸而言中了，这部书因为“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果然被土人所弃掷，很快便绝版绝书。

但此书流传到日本，却受到极大重视，并由此发展出一门“天工学”，在明治维新期问发挥了不小作用。

至于我国，直到一九二六年方从日本传回一部翻印本（解放后国内发现原版书一部），使国人得睹《天工开物》这部科技奇书。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工艺技术成就，在国内明珠暗投，湮没无闻，传到国外却深受重视，然后又“逆输入”回来，此类荒诞绝伦的现象不在少数。

这充分证明，并非中国人缺乏科技才能，乃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俗所致。

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里，曾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这种原因当然要归结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特别难以打破，归结于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强固有力，封建典章制度的完备严密，然而，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技采取贬斥态度的儒学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也是中国无法产生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的初级阶段

中国文化线与外国文化线接融，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是唐宋明理学；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

这次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水平已超过自己的外来文化。

不过，由于耶稣会士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们未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所以当时中国士人从耶稣会士那里只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技知识和宗教思想，但这些科技知识，特别是近代的世界观念，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

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

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道路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了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这与中古学者思维方式的直观性、模糊性和思辨性相较，已大进了一步。

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政治经济造成的桎梏，“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而到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遂出国门，更全然中断了。

经过一个多世纪，直到鸦片战争后，“西学”才重新进入中国。

不过，这时已不象明末清初那样，中欧之间进行平等的文化交往，而是在洋枪洋炮和鸦片烟的伴随下，西方文化强行侵入。

中国文化史随之转入一个更为复杂错综、动荡不定的时代。

以上四点，是就明清两代文化的共通特色而论的，若就明清两朝之间言之，彼此又有明显的差异。

明代文化的主潮，由程朱理学转为阳明心学，而程朱理学的特质是遵循传统，蹈常袭故；阳阴心学则富于反传统意味。